井底望天：大国游戏（之四十二）

大参考

八十三

　　当然不是所有靠外来劳力来支持经济生产的地方都可以避免官民冲突，但是至少由于缺乏本地民众的介入，这些冲突的规模要小很多。比如发生在广东惠州的湖南民工对地方政府的冲击，颇类似清末广东人在上海的小刀会对当地政府的挑战，这些行为基本上和地方利益纠纷无关。甚至更可能是当地政府为当地人利益，与外地人口在其生活和生存空间上的博弈。其中恶劣的行为，如山西的黑砖窑事件，绑架外地的童工为奴隶，但这种“生意”就得到了很多当地人的默许和支持。和本地人相比，外来人口总是要吃亏和受气，这似乎是个普世真理。即使今天的美国，常常被当地人欺压和盘剥又投诉无门的，通常是来自墨西哥和其他中美国家的非法移民劳工。

　　中国发展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在中西部。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是，在西南这些贫困省区，当地的人民没有办法去寻找什么其他地方的外来人口来供自己剥削，所以只能退居于最后被人吃完肉，喝完汤后舔舔盘子的地位。而当地的地方政府也与沿海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不同。沿海各地政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政府维护商家利益时，也一般就维护了本地人利益，只是会损害外地劳工利益；而这些地方政府在维护外来商家利益时，就损害了本地人的利益。经手这些工作的官员，由于没有替罪羊可以拉出来宰，只能下求尽快满足自己私人、亲属和朋友的利益，牺牲广大对他们无关紧要的百姓，这样就导致了他们和他们的群众基础的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民主选举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论你选出什么样的官员，如果他所面对的是同一张大饼，无法照顾普遍利益的话，最后的结局还是要抢先分他和他的支持者的利益的，这对管治水平的提高，是换汤不换药，不能得到实际的变化。更为危险的是，在民主选举制度下，中西部的官员们可能不得不通过非经济的身份来寻求政策的支持者，由于他们不少人来自外地，所以不能像广东一些地区那样用语言和文化，来区分“我们”（说广东话的香港商人和本地官民）和“他们”（韶关以北的北方佬），那么，像“城里人”和“乡下人”，或者更恶劣的汉人和“蛮族”（少数民族）之分，就有可能冒出丑陋的头出来。在实行了民主选举的印度各邦及以下级别的地方政府折腾出来的印度各宗教各教派之间的残杀，就是前车之鉴。

　　单纯的依靠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似乎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考虑到目前对西部和内地的开发大多是以资源和能源为主，调整这些资源能源产品的价格，让他们趋于合理化，让穷地方多留利，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办法。这样可以把这些地方的利益大饼做大，这样当地政府官员在分饼的时候，困难要小一些。另外的方法是，对矿山等资源进行国家专卖制度，凡是参与开发的（外来投资）企业，必须缴纳特殊费用，达到既保证他们获利，又限制其利润率，这样就使当地百姓吃剩菜的时候，还有点油水可舔。再一个就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公平贸易”系统，减少对落后地区产品的压价收购，取消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让这些地方的产品，可以直接在大城市的超级市场直销。

　　如果说美国政治制度中有最值得学习的部分，那就是将政府功能分散化，它的客观作用是让抗议的矛头消散，不会大闹。比如说前一阵美国纽约警方的过度使用暴力，激起黑人百姓不满。事情是一位第二天就要结婚的黑人新郎，在参加完单身派对后，被警察用50多枪射杀。结果这些警察被告上法庭，但就和所有之前与之后射杀黑人的警察一样，被宣判无罪释放。当然了，黑人们又会走出来抗议几天，但最后就是不了了之。因为美国和中国不一样，对警察的不满，不会变成对纽约市政府的不满，即使对法院的不满，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变成探讨法律程序中的几个普通陪审员为什么就那么“糊涂”的学术性问题。而在中国，一个集中的政府（尤其地方政府），当然有效率高的好处，但也有要承担所有责任的坏处，这种政府比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八十四

　　另外需要考虑的是，美国的村镇大会（TownHallMeeting）因为与人民的日常生活非常有关，讨论的事务非常直接，不需要代议（从而让专职政治骗子没有机会），可以为中国地方政治的决策透明度和地方事务的民意参与提供一个好的参考。这个大会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在于选举镇长，而是在于对镇子里的大事直接咨询和发表建议。对任何市政方针提供正反双方的辩论和公证会，以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广泛性。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小区里，和小城市的镇子里，都不失一个可以借鉴的好方法。

　　而中国乡镇的发展模式，依靠香港老板、本地人参与，利用外来廉价劳动力的珠江三角洲模式并不是唯一可供参考的范例。浙江依靠私人企业及江苏过去依靠乡镇企业的做法，都是相对更可取更值得借鉴的榜样。当然这些地方的人民素质比较高，开放程度比较大，见多识广，加上心灵手巧，这些素质不一定在中国所有地方都有，但也并不是就要求中国所有地方都能够富比江南的程度。只不过是说江浙案例在如何带动共同致富，减少快速贫富分野方面会有所帮助。

　　在如何重建中国乡镇这个大课题上，从清末、民国到人民共和国，有过很多实验，也有过成功和失败的各种教训，其总体有一个倾向，就是都不去讨论如何将这个层次当作自身一个实体来建构，而是想方设法要将所谓城市里的先进方式，从政治体系、文化建设、社会组织等方面，去向“落后保守”的小城市和乡镇推广渗透。而中国的所谓“大城市文化”，如上海、广州、天津等等，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形式上的“非中国化”和作为中国传统的根本基地的农村之间，当然具有一定的冲突。国民党号召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城市压制乡村，想强行在乡镇推行现代化的过激例子。而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也是不顾当时的客观社会组织条件，强行硬上马带来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政治革命的成功却靠的是一个对这种趋势的完全颠倒，即反过来，以农村和乡镇包围大城市。因此中国的改革家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就是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让现代化不一定是“非中国化”），创新出一种新型的新乡镇体系。而不是采用线性思维，简单的把大城市的发展，完全照搬到这些地方。因为在中国宽阔的内陆大地上的问题，不可能靠“深圳的香港化、东莞的深圳化、韶关的东莞化”这样的“轮轮‘改造’、依次‘非中国化’”来解决。

　　也许中国应该花一些时间，好好研究北美如美国和加拿大的小城镇和乡村建设方法，以及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先例，再结合中国苏南、皖南和浙南的实例，也许在这些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当然以乡镇为主体，就必须最大可能的让乡镇居民和精英们对地区的事务有极大的参与权和决定权，而不是让来自于“发达城市”的管理者高高在上的训斥。从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应该从现有的乡镇选举发展一步，开始定期透明的乡镇大会，对短中期的重大决策、群策群力、民主集中，学习当年共产党三四十年代在乡镇依赖民意施政的好传统，不断通过专业化的经济、教育、卫生、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将地方上的各类党内和党外的能人都包括进来，逐渐将社会的非政府机能从现有的政府体系转移出去，最终形成一个新局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机制制衡，避免出现一地的治理让某一强势家族势力一手遮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