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借三中全会普及政治经济常识

大参考

　　【时局：借三中全会普及政治经济常识】

　　童大焕—2013年11月16日～11月17日

　　国安委是集权还是削权机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5日全文发布，制度大框架上有土地改革，司法和纪委架构改革，国企改革等；具体环节有劳教制度废除、高考改革废除一考定终身、“单独”（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生二胎等等，不仅有路线图，而且有明确时间表，到2020年取得关键性突破。著名历史学者章立凡先生有享誉海内外的“五年看改，十年看埋”之说，看来当局者的危机感丝毫不在批评者之下。

　　对于“决定”，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反对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决定”里的这一决定一如既往地错误，将来的事实还会证明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它改变不了大城市化潮流，却会加剧此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甚至是移民三代的城市骚乱。

　　除此之外，我对全会决定的总体评价正面乐观，该决定：危机意识强烈，决心勇气坚定，思路清晰果断，目标方向明确，方法切中七寸，中国未来无限。这是新中国成立64年来第一次全面、完整界定私权利和公权力之间关系的全新施政纲领，堪称中国回归正常国家的一张世纪入场券！

　　本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是新设立两大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很多长期致力于民主、宪政的朋友对决议颇感失望，他们认为决议对民主宪政着墨不多，尤其是国安委的设立，被不少人解读为要大力强化集权。三中全会前，很多人在夸蒋经国用专制手段结束专制。三中全会后，普京+里根的影子基本呈现，很多人却闭口不谈蒋经国，而是哀声一片说“苏勃”了。我的判断是大可不必如此悲观。中国知识分子习惯宏大叙事，毁了很多基础的一点一滴的细节构建，结果终至空谈理想一事无成，社会成了这种高远理想的殉葬。

　　强化集权的判断只说对了一小半。由于缺乏深入腠理的经济学思维，他们看不到另一大半甚至另外三分之二：的确要集权，但集权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削权，是为了还权于民，集权集的是从官僚诸侯手中集政治之权，还权还的是公民权利！国安委集中央政治权力，目的是为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权于民、让市场对资源起决定性支配作用！完成政府与市场、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法律界定才是导弹艇，国安委只是护卫舰啊！

　　有人认为必须先宪政后自由，没有宪政就没有自由。但是一群没有自由和财产的奴才怎么可能建立起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做梦吧！任何一次组织活动都是需要成本的、监督也是需要成本的，当所有资源都掌握在被监督者手里的时候，如何监督和制约进而实现宪政？

　　还有人认为没有言论自由，什么都不容乐观，分分秒秒可以倒退。言论自由当然很重要，但它不会比财产自由和市场自由更重要；再说，互联网时代言论还能没有缝隙？以言论为职业的人们往往过高评价言论的万能。如果大家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史，就会清晰地发现言论自由始于市场的相对自由。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你不表态就不给你开饭的时代，到哪里寻找言论自由？今天的言论环境是不是比那个时代宽松得多？！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等于我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在个体的微观层面上，是财产自由经济自由会使人的思想和言论更自由。但在整体的社会层面上，未必如此。尤其是当大多数人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简单理解为经济富裕到一定程度，民主宪政就水到渠成自然到来的时候，更是牛头不对马嘴。事实上，在我接下来的论述中，将会论证一个问题：没有私有财产和市场自由的保护，则不论是社会整体贫穷还是整体富裕，都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宪政，并且也不会有真正的长远的人民富裕与幸福。

　　有人问：社会既然可以赋予一个强大的集权体制去还权于民，这个强大的集权体制会不会反过来吞噬民众的自由与权利？我的思路是这样的：还权于民日积月累汇点滴成江海，当每一个民众都成为强大的自由的个体的时候、但民营企业家等市场主体都成为社会进步和稳定的主要力量的时候、当下一轮下海潮重新发生，第一流人才在企业、第二流人才在学界、第三流人才在政界的时候，是政治权力把市场和民众关进笼子更容易，还是民众和市场把政治权力关进笼子更容易？

　　当前，在一个道统不存、知识分子大多沦陷（既沦陷于真知的缺乏，也沦陷于知识价值不能独立下的各种媚权、媚钱和媚俗媚众。而寻道守道卫道传道原本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道者何也？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规律也）、法统和政统不能统一（政/法令不出中南海），贫富差距极大、极左极右的激进思潮又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当下，一边强化中央政治权力和权威，一边利用这种权力和权威削减公共权力含金量，把本该属于市场和百姓个体权利的还给他们，不正是一个清理、理性的选择吗？

　　政治的根本在于为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划清楚河汉界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引人注目的两大机构的成立，公民权利视角下的解读和政治权力视角下的解读大异其趣大相径庭。前者注重深化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后者注重国家安全委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中央集权甚至是个人集权的表现。前者是点滴推进逻辑，后者是宏大叙事逻辑。以此观“民主”，异曲同工。如果权利不回归公民和市场，一张选票连废纸都不如，因为面临巨大的甚至得不偿失的组织成本、信息不对称成本和监督成本。废纸可以直接扔垃圾桶，缺乏公民自有权利做基础的政治选票反而耽误人耽误事。民主不是大家共同选一个奴隶主，而是每个人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主。

　　不少不假思索的人们认为民主就是多数人作主，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能钥匙。但请一定要记住：连财产自由、人身自由都没有的一群奴才是绝对不可能建立起民主、自由的国家的。民主是好东西，宪政也是好东西，关键是还要解决一个关键性的方法和路径问题：怎么民主？怎么宪政？世界上便于实际操作的理想的国家议会都在500到700人，而且都是专职，且有很多助手，中国13.7亿人口，一人一票选出500人，平均274万人选一个代表，信息不对称怎么解决？如果资源都掌握在政治权力手里，面对巨大的诱惑和其近乎无限的资源支配权力，你怎么去监督他不腐败？

　　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已经提出：“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他在《政府论》中详细论述了三权归属和制衡理论。但今天的很多中国人还是认为只要人人都有一张自由自主的选票，政治权力就能公有，财产公有也没有关系。未免太天真了！事实上，财产公有一定会导致政治权力私有，因为财产公有一定会导致少数人支配的短期行为和公地悲剧，而公民选举投票的组织成本和公民监督的成本都将远大于收益。

　　用成本—收益理论来论述政治民主与宪政，似乎很庸俗很渺小，但事实上政治本来就是世俗事务。民主宪政的目的不正是限制政府权力，让政府权力不能伸到老百姓的私权领域吗、让政治权力盘子小一点公民权利盘子大一点吗？！其前提，不正是“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决定资源配置吗？！权力主导一切的假民主远不如公民有私域空间的真独裁。而当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矛盾并不在于公民有没有选票，而在于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党政权力和市场自由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政治权力之手随时随地可以伸到公民的屋子里、土地上乃至于市场自由和迁徙自由上。这个矛盾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基本矛盾，1949年以后尤甚。

　　洛克创立了公共权力制衡理论，卢梭发展了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论，但仅此不够，托克维尔创立了公民权利监督制约政治权力理论。但如果公民权利主体自身一无所有，监督与制约政治权力就要么沦为空谈、要么成为暴戾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杀戮与掠夺。而公有与集体所有正是把公民权利主体变得一无所有的工具。所以先奠定私权利才能缚住公权力。没有私权域私生活的公共权力民主政治根本不值得期待，一如昨天的文革今天的村民民主。设想把集体所有制也引入城市业主委员会，可想而知比村里多得多的城市财富会催生多少腐败、全国业委会的政治权力争夺中每天会有多少流血事件！

　　所以，民主和宪政的根本要义，不是人人都热衷于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热衷于投票和选举，而是把本该属于公民自己的私权利——财产权利、市场权利、自由迁徙等权利还给公民，由公民自己作主，而不是大家选一个人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和市场自由、人身自由作主。

　　有人问：当市场扼制权力时，权力会不会反扑？拿什么来保证权力不反扑？我的回答是：宪政首先缘于贵族和资本家限制国王征税权。当公民自己掌握的权利很大、当市场权利很大，财富大部分藏于民间时，国王求着资本家、求着公民呢，征得太狠，资本家说我走人。如果没有资本家的发展，你想想谁求谁？看看莫言的小说，没饭吃的时候，半个馒头可以诱奸最美的女人。人格尊严在饥饿面前屁都不是。

　　中国经济根本矛盾不在利益集团而在行为短期化

　　当代中国每一次改革都是环境倒逼的结果。而倒逼的力量首先都是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计划经济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到了崩溃边缘，今天的大幅度全方位改革同样是内部力量倒逼所致。从财政视角来观察这个问题，非常清晰。很多人、包括不少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央政府只要一如既往地印钞票就能维持经济增长，因此没有改革动力；因为改革要自己动官僚利益集团的奶酪，因此必然受到这个集团的强大阻力。

　　这样的分析似是而非，根本没有深入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和脉络本身。事实上，从2011年开始，人们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的“中国模式”或曰“中国经济奇迹”即已经开始日落西山。一直以来，我对所谓的“中国经济模式”极度悲观，反而对市场化改革一直乐观。

　　2012年11月8日22:57，我在搜狐微博上发了【中国模式已经见底或者正在见底的路上】，对改革前景表示乐观：“三十多年的‘中国模式’已山穷水尽，不出两年必将见底，现在是惯性拖着。因此，未来的改革没有悬念。回想六十多年来，哪一次改革都在穷途末路上被迫进行。今天也不例外。”

　　2012年12月29日晚上，我在山西农大信息学院对学生讲的《展望18大后的中国改革》专题中更是明确表示：我对中国的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我期待并相信18大以后的新一届领导人有望把中国带进自由和平富强的国度，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站起来？我的看法是快则三五年慢则十内年应有大变革。但这个变革是循序渐进的，绝对不是一夜变成艳阳天。

　　2013年7月1日，我在微博上写道：预测一下中国改革的先后次序：1、金融垄断破除，2、土地改革；3、医疗垄断破除；4、教育垄断破除，从内容到形式回归自由；5、垄断性国企改革最难，几乎到了这些国企日子又过不下去了才启动真正的改革。”

　　2013年10月21日11:45，我在微博上写道：“事物发展不是你我想怎样就怎样，也非他他他想怎样就怎样。这条路它自己走不下去，地方无度「请客」（借债）、中央买单，最后中央买不起单（不能无限超发货币）。最后就是私有化改革。很多人纷纷移民，但我看民企好日子刚开始甚至还未正式开始。”

　　2013年11月7日写的是：“中国往后退的路没有，现有政府主导模式又走不下去，当然只能改。改的方向就是自由市场化法治化，发展的自由和权利还给民企和百姓。问题的焦点其实在于激进民主化还是渐进的自由市场化。激进民主化是灾渐进市场化是福。不少人认为民主政治可以一夜变天，太天真了，没有方法与路径，空中楼阁矣！”

　　2013年11月9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我写的是：“没有市场做基础，欲求民主得民煮。千古悠悠斑斑泪，何以兴亡百姓苦？不从个体自由起，一朝变天总辜负！市场权利还市场，法治护航且开路。透过迷霾看前途，自发秩序终有数。何妨笑谈茶杯里，看遍毁誉与沉浮。”

　　2013年11月12日，连写三条与改革有关的微博：

　　第一条：@王毅敏说“‘中国的自由经济运动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科斯）中国整个经济发展都无法用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解释这也是很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房价总是不靠谱的必然结果！”依我看中国经济很好解释：政府主导用房地产补贴工业招商引资，政府投资1元成本做成4元，想不“经济奇迹”都难。与此同时，GDP\腐败\负债\通胀\两极分化\环境破坏与污染如影随形高入云端。这也是其不可持续的内因。至于民众的自由度增加，是因为多个魔鬼打架（市场有了相对的自由，不只有政府一个雇主）胜于一个天使独裁。

　　第二条：老是有人打鸡血说什么中国某年某年能够“超英赶美”，中国当代史几乎就是一部类似的宏大叙事史。到头来却不过是一部沉沦史。因为“前途总是光明道路总是没有”！咱们能不能务实一点，不要只仰望星空，来一点脚踏实地，仔细研究一下什么样的道路不会一脚踏空，以微观个体的权利自由保障点滴成江海？！有桥，跑着过走着过滚着过骑马过开车过都能过，没有桥，怎么过河都是淹没。过不了河的才拼命喊，过得了的早就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第三条：楼市的货币蓄水池泄洪功能越来越弱，因为大量三四及以下城市将越来越陷入鬼城陷阱。但上游的货币注水仍将长期持续（目的是为了化解地方债，但幅度会逐渐减轻），泄洪功能必将以广袤的土地所取代。所以，土地制度三中全会后必改。但房价涨跌不取决于土地制度，而取决于楼市供应量和人聚财聚人散财散的城市化规律。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最惊心动魄的历史是财政史。从财政视角观察社会变迁，往往能够像医生诊断一样，得出外人想象不到的结果。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根据我财政视角的观察来看，中国根本不存在铁板一块的既得利益集团，甚至中央和地方之间、中央和国企之间都在自身发展逻辑上存在深刻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由于地方主政官员和国企领导都任期极其有限，由他们掌握社会大部分资源进而主导经济发展，一定会导致只顾任期内官员短期利益、只顾无度扩张和借债，最后把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责任和债务都扔给中央并最终导致中央买不起单的结果。这种情形，就好比国企和地方政府都是浪荡子败家子，在外面乱花钱，生出一大堆儿子自己不养，全都交给爷爷养！

　　表现在整体的社会层面上，是政府的短期行为和公地悲剧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长远要求形成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的深刻内在矛盾，它不在“利益集团”（每个“利益集团”内部的官员任期都极其有限，所以利益也极不稳定和持久），而在利益集团不像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由企业家长期持有和稳定持有；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变成了短期行为和公地悲剧盛行，这就是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破坏、地方债失控、各种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小城镇大跃进导致空城、鬼城层出不穷的秘密所在。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高一点，考察1949年以来的经济变迁，发会现不论是计划经济政府完全主导一切的时代，还是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但仍然主要由政府主导经济的所谓“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奇迹”时代，我们会发现，不论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只要政府主导，只要市场权利和自由、财产权利和自由没有回到民众手中，则不仅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而且民众尤其是普通民众的一富裕幸福更是如水中花、梦中月。

　　今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由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它将使市场力量、个人自由和创造力一齐爆发。我在三中全会前说民企好日子刚开始甚至未开始。如今芝麻开门了。更早前我曾说中国发展速度只有低质高速（政府主导前期）低质低速（政府主导后期）和高质高速（市场主导）三种。高质高速的帷幕即将拉开！有人问我你怎么这样乐观呢？我回答说：那是因为我对现行的经济模式极度悲观所以反而一直对真正的市场化改革乐观啊。所谓倒逼是也。

　　我曾在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先生那儿，和郭玉闪等人讨论改革会不会真正发生，我从财政视角认为必定发生。如今，“决定”全文公布，包括在公报出台时许多哀声一片的人们，都开始承认有“干货”。这样一份决定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包括我认为最难的国企，也提出了提高分红到30%、竞争性领域放开的主张。

　　今天的国企改革的确很难，从摊子上看是巨无霸，民企很难直接购买或入股，一旦入股往往如舍身伺虎。也很难通过拆分或者股份化达到效果，因为管理层会通过各种管道让优质资源流失、购买劣质资源，分到民众手里的股票到最后会变成了张废纸。只有通过开放竞争性领域，让民企在相关领域逐渐做大，让国企在相关领域份额逐步减少。

　　改革是否依然政令不出中南海？（改革的知与行）

　　《决定》宣示的改革力度和广度超出许多人的预期，但人们还是担心，会不会像以往一样“政令不出中南海”，高远的价值从来被束之高阁、具体的建设点滴难以推进？

　　但我想说的是，这次真的有很大的不同，而根本的不同，并不在于“政令出不出中南海”，而是法律和政治组织制度框架将进行实质性的改良，将会把博弈的空间留给社会和市场本身，“政府的还给政府，市场的还给市场，社会的还给社会”。

　　通过改革政治、司法运行框架，通过一系列政治法律制度将财产权、市场权、司法权利逐渐还给民间和社会以后，传统政治运行的逻辑发生了改变，走向现代政治运行逻辑，法律的运行，不再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命令，而是自下而上的公民个体和市场主体也可以通过司法活动等一系列手段启动庞大的国家运行机器。这方面，由于答应了一家媒体的约稿，这里只能简单地点到为止。详细论述，还请等个十天半月纸媒刊出以后我再放在这里吧。

哈哈hh

总而言之，三中全会取得了重大的政治成果，政治上，强化对官员的体系性监督；在经济上更加自由和市场化，有利于社会各方面的活力充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