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逆全球化已持续十年，中美博弈关键看内需靠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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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最近两件事受到市场关注。

　　第一，从封杀华为到禁用Tiktok，美国主张“清洁网络”计划，要把中国公司从运营商、云存储、电缆等5个领域清除出去，“数字铁幕”缓缓落下。

　　第二，在新形势下，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两件事，都关系到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困局：逆全球化。以往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但自特朗普上台，一系列的举措都指向这个负面词汇。

　　除了特朗普的倒行逆施，不少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也在兴起，过往全球化红利并未平均惠及这些国家的每个参与者，在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扩大等压力下，逆全球化呼声越来越汹涌。

　　也因如此，中美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关系才会受到外界广泛关注，谁能扛起未来自由贸易的大旗、带领全球经济走出困局，将深刻影响历史走向。

　　01

　　“逆全球化”已经持续了十年

　　所谓“逆全球化”，并非中美贸易冲突或全球疫情冲击以来才有的新鲜事。

　　实际上，以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来衡量全球化趋势，我们将目光放远至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的历史长河，自该时期开始，不断“前行”的全球化已经经历过三次“逆行”。

　　第一次“逆行”源自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冲击从20世纪10年代持续至50年代，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持续仅数年。

　　自90年代初期以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其时全球化开始进入真正的加速上行期，并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开始逆转，直至今日。

　　特别是如果单看亚洲出口占全球GDP比重，其自1960年开始持续不断上行，直至2008年才开始结束这一上行趋势。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全球化进程已经停滞了超过十年，而非近两年才出现的新鲜事，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多元的。

　　一方面，全球范围对于进一步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意愿有所降低，无论是全球还是亚洲新签订的区域贸易协议数量自2008年后已经开始显著减少。

　　另一方面，从全球供应链的角度看，全球出口商品中的国际增值部分所占比重自2008年后开始显著下行，这显示全球供应链开始缩减也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时间。

　　在中国，供应链的转型升级也远远早于中美贸易冲突之前就已经悄然发生。

　　尽管中国近几十年来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所占份额一直在上升（从2003年的12%上升至2017年的33%），但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已令制造业格局从低技能和劳动密集型工作，转向自动化程度更高、中高端科技含量更高的生产。

　　一方面，随着中国工资水平大幅上升，如纺织品和木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商早已经逐渐撤出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则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过去四年，高科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附加值增速快于制造业整体。放宽到全球视野来看，根据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的数据，中国在全球中高端科技产业中所占份额在过去十年增长了近两倍，超过了美国在本世纪前十年后半段以及欧盟在过去十年的水平。

　　02

　　供应链稳定有底气外迁并非易事

　　尽管全球供应链重组已经进行多年，但中国一直相对稳定并维持其作为重要环节的地位，在2013年至2017年间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33%以上。汽车、电子、科技和消费品等主要产业的几乎所有生产链，中国都占据着一席之地。

　　尽管从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率有小幅下降，但中国产品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仍一直保持稳定的市场份额，特别是在中高端科技产品领域。这表明这些行业的供应链没有出现大规模迁移。

　　当然，由于美国加征关税，中国对美国的一些中高端科技产品出口，包括一些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确实受到了一定冲击，但中国对这些产品的中间部件的出口则一直在上升，例如印刷电路板（印刷电路组件的中间产品）、手机零配件等。

　　换句话说，中国的生产链已经在转向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中国对于全球供应链仍然具有较强劲的吸引力，且并不会被中美贸易冲突或疫情等因素削弱。

　　首先，中国仍是许多产品的最大、且仍在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根据计算，中国71%的制造业生产实际上是由于满足内需，这对跨国企业来说显然也是最大的吸引力。

　　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2019年成员调查中，当被问及是否已经或计划将任何业务迁出中国时，绝大多数美国企业都表示仍决心留在中国市场，且其在中国现有和未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进入和服务国内市场。

　　无独有偶，美国商会驻北京和上海办事处与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wC）于近年3月进行的商业调查也显示，即使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84%以上的受访企业也没有将生产或业务迁出中国的计划。

　　其次，尽管部分受外需影响较大的产品如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电子产品、纺织品和电气设备等或将出于分散供应链风险的考虑而重新分布其生产网络，但相较之下，中国所具备的综合性供应商和生产设施网络、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和更多的熟练技术水平工人，使得跨国企业很难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找到完美的替代者。

　　值得一提的是，供应链迁移的过程不仅耗时甚巨且所费不菲，特别是在如5G、智能制造和数字供应链等先进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等仍需进行大量投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中国一定时间来调整和升级。

　　03

　　科技封锁或加速国内创新

　　日前，中美紧张局势升级，已经从贸易领域日益转向科技领域，而且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这种情况可能继续加剧。

　　此外，美国对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也实施了广泛的禁令，在过去几年中，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同比增速从2014学年的10.8%降至2018年的仅1.7%，这严重阻碍了双方思想和技术的交流。

　　美国诸多此类的限制性行动自中美贸易冲突开始，并于疫情后进一步升级。考虑到美国在多数高新技术行业处于领先地位，中美进一步脱钩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合作和创新机会的减少。

　　但我们相信，这一变局或将成为加速国内创新、或推动与其它国家合作的契机。以半导体为例，据我们的行业分析师计算，随着中国企业技术上不断提高竞争力，其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提高：2019年自给率达到15.6%，预计2022年底达到21.2%。

　　但即便如此，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等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仍面临巨大的知识缺口，需要多年的追赶才能实现自主发展。因此，加强向其他科技水平更高的国家学习和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为衡量一国科技水平的指标，劳动生产率——无论是整体还是行业——中国都还有很大的追赶空间，例如新加坡、德国、日本等。

　　虽然对于科技领域忧心忡忡，但我国在研发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步，例如2019年，中国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的全球知识产权专利申请量位居第一，首次超过美国；中国在研究人员数量方面也与美国共同位居榜首。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专利质量上与日本、韩国、德国等仍存在一定差距，且在部分行业和领域，如管理信息技术、生物和医药等，我们的专利申请率也与他国存在较大差距。

　　针对此，近年来政策也日益将自主创新和基础研究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对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扶持力度，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研发资金支持和研发税收优惠激励，加强国际科学和技术合作等等，这些对于促进国内创新发展、减少对国外核心技术过度依赖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04

　　振兴民企是关键

　　近期，政策多次强调振兴国内需求的重要性，有部分市场声音将其解读为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已经彻底向更加内向和独立化的方向转型。

　　我们并不这样认为。为应对日益充满挑战的外部环境，冲破中美紧张局势和全球疫情影响的牢笼，这些政策意味着，中国的内需仍有巨大潜力有待释放，特别是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领域，而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至今仍然恢复缓慢。

　　具体来看，消费的大幅收缩主要来自两个因素：收入效应和行为效应，根据我们测算，二者对今年消费支出下降的影响各占一半。

　　一方面，新冠疫情造成的失业和工资损失使得居民实际收入增速明显低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虽然经济已经在恢复中，但劳动力市场距离完全复苏仍然尚需时日。

　　我们可以简单测算一下，假设没有新冠疫情，实际可支配收入仍以年均5.8%的速度（2019年水平）持续增长，那么2020年上半年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将比目前的水平高出515元，这相当于全人口范围内约7,21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0.7%。

　　此外，尽管就业已经在恢复中，但由于新增就业岗位往往是不太稳定的低薪岗位，这仍将持续对工资构成下行压力。

　　另一方面，疫情和国际环境恶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也使得居民对未来就业和收入的预期有所下降，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和支出减少。

　　城镇储户调查显示，在第二季度末，53%的人打算增加储蓄（在新冠疫情冲击前，这一比例仅为46%），这也是该调查开展以来的最高比例。

　　同时，消费篮子中，尽管必需品消费仍然较为稳定，但服装和文化娱乐服务等非必需品的销售出现下滑。我们相信，进一步振兴提供了80%城镇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仍然是恢复优质就业和重振消费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