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道人：中国哲学的历史源流

lameihua

　　哲学，听上去很高大上，也很神秘，但实际上，它不过同样是一种，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掌握人生的工具而已；只不过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更加广泛而根本的问题；在今天我们这个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人们想要懂得社会，而不被蒙蔽，以期更好地把握自己未来的命运；那么，适当地了解哲学原理，尽可能多地利用规律，就绝对是其中的不二法则；

　　哲学的核心根本任务，就是解决世界的三大本源问题：1、世界的本源，即天地宇宙的结构和运行规律；2、人的性理，即人所从何来，将去往何处，以及人生的价值；3、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即谁可以做统治者，其他人又为何要接受被统治；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只有中华文明不仅是唯一一个，从未间断的古老文明；而且，在此过程中，也只有中华文明，形成了体系完善，思想深邃，并为历史所客观检验的哲学体系；由于，中国古典哲学是如此的庞大而繁杂，往往让人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态；因此，要想把握天地势运而为我所用，那么，首先从整体上，搞清楚哲学源流，就成为极为关键的一步；

　　易变哲学的诞生

　　中国上古有三皇，即天皇（燧人氏）、人皇（伏羲氏）、地皇（神农氏）；燧人氏教会了上古先民钻木取火，从而结束了中国先民，饮毛茹血的时代；火的发明和使用，不仅使得人们可以获得温暖和熟食，更为人们的群居生活，提供了武器和条件，为人类文明的诞生，打下了结实的基础，拥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而燧人氏，也正因其让中国先民，掌握了火这种自然力的巨大贡献，而被人们奉为燧皇、天皇；

　　当人们因火的熟练使用，使得大家群居在一起生活；那么，狩猎的不定性，就无法为人们提供，充足而稳定的食物；于是，人们开始尝试通过种植植物，来提供相对稳定的食物供应，这便是早期农耕文明的萌芽；但是，农耕文明对自然条件依赖巨大，农时不对必定颗粒无收；因此，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掌握寒暑的易变；于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与探索后；终于，在8000多年前，伏羲诞生了；

　　伏羲上观日月星辰，下察草木山川，洞悉昼夜交替、四季轮回；于是，在掌握了天地运行的规律后，他依据天地阴阳变化之理，著《易经》而始创太极八卦；其用太极八卦图谱与爻辞，模拟世间万事万物之演变，从而使得人们，可以掌握世事的易变，同时得以窥探未来的奥秘；伏羲开创中华易变哲学之先河，并为中华朴素唯物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此，因其对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而被人们尊为羲皇、人皇；

　　《易经》是中华民族，对于天地宇宙结构及运行规律的认知，当它一经诞生，就注入了中华文明的血液之中，并成为中华文明永世不变的基因；易变哲学诞生后，经过3000多年沉淀，来到了炎黄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又一个崭新时代；易变哲学开始向外延伸，其首先就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炎帝神农氏，教导人们制耒耜、种五谷，织麻为布、使民衣裳，作五弦琴、以乐百姓，削木为弓、以威天下，烧造陶器，以便生活；同时，炎帝引易变原理，亲尝百草，辩温热属性，著《神农百草经》；开创了以草药治病之先河，因而，炎帝也成为了中药的鼻祖；炎帝号神农，因其对中华农耕文明的巨大贡献，而被尊奉为地皇；

　　轩辕黄帝与炎帝同期，黄帝参阅易变原理，著《黄帝阴符经》，用更加通俗易懂，及更少的文字，阐述天地易变之理；同时，将寒暑温热的易变原理引入人体，成为中医看病的理论之源；而黄帝所著《黄帝内经》，则成为中医治病的首部经典；因此，在经过上古几千年的沉淀之后，易变哲学更加成熟，并在中医中药，以及农耕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及验证；

　　之后，中国由部落时代，正式进入帝国时代；易变哲学也成为了，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主导哲学思想，并且都在原有易变的基础上，各自进行了一些适应性调整；《易经》在夏代变形为《连山易》，在商代变形为《归藏易》，在周代则变形为《周易》；到了西周，由于天下分封体系已经建立，因此，周王室除了在内在的治理理念上，继续坚守易变思想外；在对天下诸侯的显性管理上，则由周公制定周礼，通过礼制来规制天下秩序，实现对各诸侯国的有序管理；

　　官学散落民间

　　夏商周三代，以及以往的部落时代，真正能掌握易变玄机的人，无不是部落首领，或者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原本天下的臣民，都只是遵守王朝统治，他们不识天道，没有知识，只是按部就班地生活；但是，在春秋末年，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直接导致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就是王子朝奔楚；

　　公元前516年，占据周都洛邑的王子朝，率兵与护送周敬王回朝的晋军激战；由于王子朝战败，遂携带周王室典籍，与一些贵族相约奔楚；而这其中，就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那就是时任周王室图书馆馆长的老聃，即老子；但是，王子朝最终并未抵达楚国，而是在公元前503年，被周敬王派人所刺杀；然而，其所携带的大量的周王室典藏，从此却不知所踪，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千古之谜；

　　从随后不久，中国爆发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历史事实来看；这些珍贵的皇室典藏，显然已经散落到了民间；我们都知道，在东汉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的古典文献的载体，都是竹简或木简，它们往往承载字数有限，但却非常笨重；即便一篇简单的文献，都需要数十公斤，甚至上百公斤竹木简；仅仅一部著作，恐怕就要装载一车；

　　因此，当时周王室的珍贵典藏，虽然流落民间；但是，显然当时的人们，不可能像今天一样，抱一本大百科全书，就可以通晓所有知识；因此，他们当时极有可能，是从庞大的珍藏经典中，各自获取到了一小部分典籍；因此，他们也就能只了解到了周王室，治理天下的某一功能块的知识；因此，本来是由王朝统一掌管的知识，则碎裂为了百家；由此，激发了春秋战国，哲学思想百家争鸣的繁盛时代；

　　我们不妨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流派，做一个简单说明；

　　第一，道家；老子是周王室图书馆馆长，在当时来说，他应该是负责观测天象的天官；由于其通晓王朝所有的知识；因此，他所著的《道德经》，其实是伏羲易变哲学传承的正统学派，因此，其主要是阐述天地宇宙的结构，以及运行规律的问题；

　　第二，儒家；其所看到的典籍，应该是周王室有关礼制方面的文献；因此，儒家所提出的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学说，主要解决的是社会秩序的问题；而孔子所提出的“克己复礼”，更是明白无误地证明，其知识体系的来源，应该是周朝的礼制文献；

　　第三，法家；其所看到的典籍，应是周王室有关律法方面的文献；

　　第四，墨家；其所看到的典籍，应是周王室有关百工技术营造方面的文献；

　　第五，名家；其所看到的典籍，应是周王室有关文字文书方面的文献；

　　第六，纵横家；其所看到的典籍，应是周王室沟通策辩方面的文献；

　　第七，阴阳家；其所看到典籍，应是周王室部分易变哲学的文献；

　　第八，农家；其所看到的典籍，应是周王室农工技术及管理方面的文献；

　　第九，兵家；其所看到的典籍，毫无疑问应是有关统兵作战方面的文献；

　　还有很多小的流派，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但由此开始，天下已然礼崩乐坏，周王室既失去了礼制秩序，而且，以易变思想为主导的哲学，也失去了统治地位；中国哲学体系，由之前易变哲学的绝对的统治地位，让位于实用主义哲学；而易变哲学，则成为中华文化的一条暗线；从此，中国的哲学，从显性的易变哲学单线，转变为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明线，而易变哲学为暗线的双线哲学体系；

　　多元哲学的历史验证

　　既然历史的偶然，开启了民智，那么，历史就必然会将自己的真实，以客观的形态，为人们所认知并遵循；由于，从伏羲开始的易变哲学，主要解决的是天地宇宙的问题；到了儒家、法家、墨家等已经着手解决，天下秩序的问题；与此同时，有人也提出了人的性理问题，这就是孟子；

　　孟子从人性入手，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从而提出了“人性本善”论，孟子成为了中国儒学性理理论的鼻祖；而与此论点相对的另一个大师，则提出了“人性本恶”论，这就是荀子；同时，因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客观思想，而成为了中国儒学唯物主义的先驱；孟子和荀子为后世儒学，植入了性理和唯物两颗种子，均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战国开始，中国哲学进入到历史验证阶段；

　　首先，是法家学说；在战国那个注重，富国强兵的实用主义时代；以项目管理见长的法家，获得了巨大的历史机会；从管仲开始，到李悝、商鞅、吴起、慎到，申不害，再到韩非、李斯；法家人物主持了一系列国家的变法；最终，由秦帝国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由此，将法家哲学推向了历史的巅峰；

　　其次，是道家学说；法家帮助秦帝国统一天下，但是，正是由于秦法严苛，从而激起了天下的民变，又葬送了大秦帝国；因此，吸取了教训的汉帝国，推行道家的“无为而治”；道家学说在汉初的60多年里，得到了充分验证，使得汉帝国恢复了元气，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再次，是儒家学说；如果说法家过于严酷，从而导致秦帝国灭亡；那么，道家就过于散漫，一样也诱发了“七国之乱”；因此，他们都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了历史的客观验证，那么，作为“中庸之道”的儒家，就隆重登场了；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用董仲舒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开创了儒家2000多年的正统地位；

　　至此，我们看到，历史对春秋时期，道、儒、法、墨4大理论学说，经过客观验证后，最终选择了儒家；墨家由于其主张“兼爱、非攻”，并且主张平等、节约等理念，在中古的等级社会，根本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只能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因此，历史连验证的机会都没给墨家；

　　可以看到，直至两汉，中国的哲学，从易变哲学，经过碎裂后的一系列验证，最后重新选择了儒家；但就整个哲学体系而言，仍是以天地易变及社会秩序为主导的朴素唯物体系，而性理哲学尽管有所启蒙，但其实聊胜于无；

　　宗教的诞生

　　西汉独尊儒术后，儒家成为汉朝正统，成为哲学明线，而道家学说则回归了暗线；作为一枝独大的儒学，开始有点飘飘然，搞起了“灾异相干”、“天人感应”；意图将自己的地位进一步抬高，并将孔子神化，意图凌驾于皇权之上，这就慢慢地滑向了迷信；由于当时儒者的研经及论著，主要采用西汉文字，因此，被称之为“今文经学”；

　　而与此对应的另一批儒者，则反对将孔子神化，坚持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训诂，仍将孔子视为至圣先师，他们研究秦前的儒家古文经典，因而被称为“古文经学”；同时，以张衡和王充为代表，一批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支持“古文经学”儒者，他们共同捍卫了中国，历来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原则；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上，缺乏对性理哲学的系统性研究；因此，人们无法在该领域获得相应的理论指导；于是，“今文经学”发展到东汉后，逐渐演变成极具神化倾向的“谶纬神学”，他们将刘姓皇权神化，并将孔子奉为宗教主，意图将儒学进一步发展为儒教；

　　然而，随着汉帝国的衰亡，儒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是，“谶纬神学”所开创的哲学新思维，却引发了中国新一轮哲学的大震荡；由于基于儒学的“谶纬神学”，随着汉帝国的衰亡而失去了魅力；于是，人们回到《易经》和道家学说中，开始寻找答案，于是，玄学由此诞生；汉末何晏与夏侯玄、王弼始倡玄学，到王弼为《周易》作注，从而逐渐成风，“清谈”和“玄谈”称为时尚；当时，魏晋的社会名流，如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人，都成为了玄学的代表人物；

　　东汉末年，佛教已然开始零星传入中国；到了魏晋时期，由于佛经多为梵文，很少人能看懂；直到南北朝时，经由鸠摩罗什和真谛等人的大量译经，才使得佛教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传播；而当时盛行的玄学，在佛教的冲击之下，几乎无法生存；于是，为了抗衡外来的佛教，中国本土的宗教先驱们，抛弃玄学，与同时期已经传播的道教合流，共同对抗佛教；

　　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畅行无阻，正是因为其切中了中国，性理哲学的空虚之处；当年，释迦摩尼抛弃荣华富贵，到菩提树下悟道，深思人的生老病死，以及世间的众生悲苦，从而参悟人生，修道成佛；事实上，他所参悟的正是人的性理；通过思考人的生老病死，以及喜乐悲苦等一系列问题，终于顿悟成佛，并升入了西方极乐；之后，为了说明人世间的这一切现象的合理性，他构思出一个六道轮回的世界，从而可以为世间的富贵贫贱找到缘由；

　　因此，佛教的传入，恰恰补上了中国哲学中，性理缺失的这一环；然而，早期的佛教，肮脏不堪，吃屎喝尿的行为比比皆是，在寺庙聚众淫乱也屡见不鲜；于是，在当时已经相当“文明”的中国，这种行为为上流社会所严重鄙视，其只能在穷苦贫民中传播；如此，佛教要想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就需要接受中国本土化的改造，且必须被改造；

　　佛教有统一的一套理论，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因而就有了不同宗派；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教，主要是净土宗和三论宗；传入中国后，中国人觉得自己，也同样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于是，孵化出了天台宗和华严宗；玄奘西游所取的经卷，是法相宗；6世纪初，菩提达摩又带来了禅宗；还有后来又出现了，研究房中术和超度的密宗；实际上，佛教五花八门的解释很多，宗派也就很多；

　　而道教几乎与佛教传入中国同步；公元142年，张良的十世孙张道陵，称太上老君授其《太平洞极经》等经典，于是创立正一道，因奉道者需交五斗米，因此，也被成为“五斗米教”；汉末天下大乱，张角遂承正一道教义，并依照《太平经》改为“太平道”，开始在全国进行大范围传教；之后，借机宣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遂发动了黄巾大起义，再之后，随着黄巾起义的失败，太平道也就销声匿迹了；

　　到了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大举入侵，中国无论宗教界，还是儒学界，都掀起了借道抗佛的大潮；道教，不仅大量地借鉴了，佛教的各种形制仪式，比如仿寺庙建道观，仿佛经立道德经，仿如来佛立三清真人，仿西方极乐立天庭仙境，仿佛教音乐创道教音乐，仿佛教超度建道教超度等等，几乎佛教有的东西，道教都对应建立；原本道教以丹药和行医为内核，在系统性模仿佛教后，其也真正地演变为宗教了；

　　同时，道教还借老子当年给尹喜，留五千言《道德经》，而西出函谷事件，说佛教是老子在西域所创；并且创《老子化胡经》，以贬低佛教地位；于是，道教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比如南朝葛洪著《抱朴子》，创天师道灵宝派，以及魏华创立的上清派；并经高道陆修静、孙游岳指点，由高道陶弘景，开创了道教茅山宗；而与此同时，在北魏的寇谦之，则开创了北天师道；

　　从魏晋开始，到南北朝，佛道两教视同水火，斗争了整整300多年；由于中国的混乱，为宗教的爆炸式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期间，凡是希望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则会扶道灭佛，而凡是希望借助异族力量，来压制汉族的政权，则通常会扶佛灭道；其中，最典型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以及北周武帝灭佛；而另一边，东魏的高欢，则为了安抚六镇胡兵，而扶佛灭道；直到隋文帝杨坚，重新统一天下后，佛道两教才迎来了，共存共荣的新时代；

　　隋唐时期，中国的宗教发展到了巅峰；隋文帝杨坚佛道并举，连出行都是左手佛教队列，右手道教队列，佛道两教的教徒们，都嫣然成了皇家仪仗队；到了唐朝，唐太宗为了定国安邦、天下有序，必须要依仗儒学，来有效行使帝国统治；于是，唐太宗命孔颖达、温彦博撰写《五经正义》，以提倡礼教，并将之作为了科举的教科书；从此，儒学重新成为了国家秩序的主导学说；

　　而与此同时，李世民为了在精神思想上，提升李唐天下的自然合法地位，遂尊老子为李氏先祖；于是，在唐太宗和唐高宗年间，道教被尊为国教，地位高于佛教；但是，到了武则天时代，由于武则天篡唐而立大周，为了在统治思想上，压制李氏宗族的势力；于是，她扶佛抑道，将佛教作为了国教，加以大力推广；之后，佛教势力开始超越道教，成为中晚唐的第一大教；尤其到了晚唐，民众十之七八都参与佛事，而脱逃赋税；这使得唐朝不堪重负；于是，再度引发了唐武宗灭佛事件，对佛教进行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由上可知，佛道教在整个唐代空前繁盛，宗教的繁盛，必然带来神鬼横行、妖言惑众；于是，正如同汉代一批反“谶纬之学”的斗士一样，在神鬼乱舞的时代，必然就会有人挺身而出，还社会以清正昌明的浩然之气；这就是以韩愈、柳宗元为首，发起的“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实质，就是假借复兴先秦儒学，而与佛道思想进行抗衡；在韩愈的倡导下，儒学复兴取得了巨大成功，“古文运动”再一次捍卫了，中华朴素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三教合流

　　佛道两教经过80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各自都有了强大的势力，和广泛的信众基础；尤其是对于佛教，其作为一种外来宗教，经过如此长时间的斗争，反而越战越勇，既然无法将其消灭，那么，就只能将其融合；于是，一当宋王朝重新统一天下之后，便立刻出现了三教合流的萌芽，而其开创者就是周敦颐；

　　周敦颐首先对《易传》的太极、《老子》的无极、《中庸》的“诚”，以及阴阳五行学说，进行全面熔造，并抽取了道家的太极、无极、阴阳、五行，道教的虚静、佛教的无欲、儒学的至诚、顺化等概念，将其进行了关联性思考；由此，这些概念也成为了后世理学的重要内涵，从而使得周敦颐，成为了宋代儒家理学的开山鼻祖；

　　以周敦颐为首的“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邵壅、程颐、程颢，他们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敦颐的思想来源，主要是传统易变哲学；张载则提出了“气”的概念，思想特点主要是朴素唯物主义；邵壅是天象数数学家，其思想主要来源于道教；而程颐、程颢兄弟，其思想以儒学为框，主要进行性理方面的阐述；

　　经过北宋时期的铺垫，到了南宋的朱熹，终于实现了儒道释“三教合流”，成为了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虽然“三教合流”，但实际上是在儒学的框架下，融入了另外套哲学；因此，其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理学是以儒学为体，利用宇宙天地本源，以及宗教的性理，用来阐述儒家经典的合理性；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儒学地位，进而证明在儒学伦理下，社会等级秩序的正当性，从而最终实现服务皇权的宗旨；

　　理学在坚持儒家“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基本逻辑下，对于人们如何实现人生价值，其所提出的具体方法是“格物穷理”，即通过格世间一切事物，最终实现致知的目的，进而为后面的修齐治平，打下结实的基础；然而，对于一种哲学方法的提出，则必然阴阳相对出现反对者，这就是提出“心学”雏形的陆九渊，而“心学”则可溯源到孟子；公元1175年，朱熹与陆九渊在鹅湖书院，就格物穷理的方法，还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哲学辩论；

　　在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上，历史优先选择了“程朱理学”进行验证；到了明代中期，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被证明实在是一种令人痛苦不堪，难以践行的方法；于是，历史决定给与其对手“心学”，以验证的机会；公元1525年，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王守仁正式开始传授“心学”；“心学”与理学的“格物穷理”方法不同，其认为“吾心即宇宙”，只要“致良知”并实现“知行合一”，就可通晓天下万物之理；并且王阳明还对“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进行了重新解释，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心学”在明朝中后期，影响巨大；但是，到了明末，由于心学被人胡乱解释，再加上明帝国的轰然倒塌，使得人们失去了对”心学”的信心；同时，更有人开始反思，明帝国的的衰亡，或许与“心学”有所关联；经过历史的客观验证后，确实发现”理学”存在一定问题，但再经过验证后，发现“心学”的问题似乎更严重；于是，一个崭新的验证，即将被推上历史舞台，这就是唯物主义；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王夫之；

　　当代唯物主义

　　事实上，唯物论的种子在儒学中早已存在；最早可追溯至荀子，经东汉王充、到南朝范缜，再到北宋的张载，直至明末的王夫之；王船山在反思和批判“心学”及“理学”后，正式系统性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再经清代戴东原等人的传承，唯物论即将隆重登场；而正当其时，从西方又传入了近代科技，以及马克思主义；

　　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本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应用工具；而马克思主义，即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也是一门社会科学；其与中国哲学体系中，自伏羲时代，就所创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内涵完全一致；辩证唯物哲学思想，实际上，在中国早已传承了8000多年；因此，当科学技术和辩证唯物主义，一当进入中国，便立刻激起了传统与当下的共鸣；

　　于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立刻就与中国的传统哲学融合，被完全消化吸收，其标志性成果便是“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唯二的两篇哲学论著，是《矛盾论》和《实践论》；而《矛盾论》就是阴阳辩证，《实践论》就是唯物主义；它们是中国传统辩证唯物主义的现代表述，只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新瓶，而装载的旧酒；而毛主席则是这一轮，唯物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

　　只是，单就辩证唯物主义而言，它只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像《易经》一样，不仅仅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且还包来了含宇宙结构及运行规律；因此，当代辩证唯物主义，所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三大哲学本源问题中的一个，即社会的秩序问题；作为工具类哲学，它不解决宇宙本源的问题，也不解决人的性理问题；比如在苏联时期，尽管苏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但同时，苏联的广大民众，仍然信奉东正教，马列主义事实上，并不能解答人的性理问题；

　　未来哲学的突破点

　　从中国8000多年的哲学发展史来看，哲学的历程，呈现出会聚--分散--再会聚--再分散的特征；但是，每一次会聚，都会重新吸纳过去哲学的精华，使得哲学得到一次升华；而与此同时，每一次哲学的升华，都来源于过去既存的哲学的一支，也都意味着过去哲学中的某一支消亡；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已经发展到唯物论的阶段，并且占据了当今哲学的主导地位；但是，这种唯物主义，总体上还是处于，儒学框架下的唯物主义，也就是其核心功能，仍是解决社会秩序的问题；其并未从根本上超越理学，而拓展至解决整个天地宇宙的本源，以及人的性理问题；

　　尤其是，随着西方近代科技的传入，以及出现超越佛道两教的、整个世界宗教全貌的出现，这就为未来哲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1世纪的未来哲学，其特征，必定是在当前辩证唯物主义的主体框架下，融合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来解决世界本源的问题，以及世界宗教，所涵盖的人的性理问题；

　　而环视全球，唯有中国的哲学体系，形成了完整而多样化的体系；并且从古到今，既有哲学发展的源流，又有充足的历史客观验证；因此，哲学的未来一定在中国，而且也只有中国才能担当起，人类文明跃进的重任；新一轮哲学大汇聚时代，已经到来，我们相信，中国哲学的再一次升华，已经为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