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琴螺：2013年10月26日点评参考消息

大参考

　　《德版北约改革方案惹争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10月22日报道。既然日本已经被允许扩军备战，那么德国自然也要向美国争取获得同样的权力。然而，德国军事实力的任何提升都会直接贬损法国在欧盟和欧元区内的既有地位。当然，德国军事实力的提升也会损害美英的利益，但是，在国际金融霸权斗争的这个前提下，在美英自身的综合实力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下，美英只能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定——通过提升德国的军事实力来使得德国有资格和法国叫板，从而使得欧盟和欧元区能够因法德双方军事力量的接近而变得更加容易分裂，进而使得美英有条件利用自己调解人的身份同时榨取法德两方的利益。因此，德版北约改革方案惹争议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对美英来说，是必须的。但是，只要德国还不具备——在军事上——与法国相庭抗礼的能力，那么美英还是会继续支持德国扩军备战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不仅与美英的矛盾更加尖锐，而且与德国的矛盾也会进一步加重，但反过来，法国也因自己采取了敌视德国的政策而使得自己变得更加孤立。对任何一个有着世界抱负的国家来说，不能害怕他国变强，而要担忧自己是否具有了实现抱负的实力和独立性。法国真正要担心的不是德国试图统一欧洲的野心，而是法国自己是否还有资格继续称霸欧洲。

　　《中国“见死不救”因何屡见不鲜》，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0月24日文章。中国至今还没有出现美国的那种“警察为了阻止当事人自杀而果断击毙当事人”的事情。因此，中国人实际上很难确切理解美国人所谓的“见死不救”究竟是个什么意思，换言之，美国对“见死不救”的理解很可能与中国人通常所理解的“见死不救”有本质性的不同，因为中国人不可能把“击毙当事人”的这种做法理解成是一种拯救当事人的行为。

　　我们先来说一下中国“见死不救”一事是怎么多起来的。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南京的彭宇案。关于此案当事人双方孰是孰非的问题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因为该事的真相与之后引发的日益增多的“见死不救”现象没有必然的关系。真正使得“见死不救”成为广泛的社会现象的原因是主流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也正是因为主流媒体用错误的舆论引导了社会，所以才使得“做好事不得好报”的观念深入人心，由此使得中国人日益不敢“救人”了，中国社会的风气因此开始急速败坏。

　　因此，当这个美国杂种企图把“见死不救”则责任归咎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身上的时候，它的狼子野心也就暴露无疑了。事实很清楚，在彭宇案之前，中国的社会风气依然很好，彭宇本人以“见义勇为”来为自己辩护的这个做法本身也证明了“见义勇为”在当时依然是一种合理的常态（相反，现在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在“见义勇为”的话，倒是会引起更多人的怀疑）。且不说“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有多高（学雷锋是社会风尚），单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说，整个中国的社会风气依然远远好于当下。因此，对持有和这个美国杂种同样观点的人来说，它们需要解释的是，八、九十年代那么好的社会风气是怎么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迅速变坏的？这种转变难道也是受到“大跃进和文革”的影响吗？如此解释岂不是荒谬绝伦的吗？！汉奸国贼及其走狗总是把当下中国存在的弊病归咎到“大跃进和文革”的身上，它们总是跳过八、九十年代，好像那个二十年对中国人没有丝毫影响似的，这不是极端荒谬的逻辑吗？！汉奸国贼指责民族英雄是文革余孽，如果这个逻辑也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的确有理由认为汉奸国贼是蒋汪余孽。

　　主流媒体在搞坏了社会风气之后，又反过来批判那些旁观者，但是，这些数量日益增大的旁观者不正是那些把社会风气搞坏了的主流媒体自己的产物吗？这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只会装腔作势地批评广大所谓的看客，但却避而不谈导致这些看客产生的原因，因为，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利用手里的媒体大棒打出了这些看客。一手制造问题，一手解决问题，从而使自己有了饭碗，这就是掌握着话语霸权的知识分子的卑鄙伎俩。

　　这个美国杂种——为了证明中华民族向来是没有道德的劣等民族——引用了一个逆向种族主义者在英国《卫报》上撰写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在我们的文化中，缺乏一种向陌生人表示同情的意愿。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我们对关系网里的人——家人、朋友、同事——表达善意，但不会对陌生人这样做，特别是当这种善意有可能损害你的利益时。”我们不知道这个叫张丽佳（音）的女汉奸究竟是在哪里接受的教育，因为她所描述的这种教育在中国古往今来都是不曾存在过的，至少在南京彭宇案之前是没有的，但如果这个女汉奸是在彭宇案之后才接受教育的话，那么应该没有可能去英国《卫报》上发表文章，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张丽佳（音）此人完全就是美英殖民主义势力为了妖魔化中华民族而杜撰出来的这么一个人物。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孟子论述过大量的要求人们见义勇为的事情，“舍生取义”更是孟子的核心主张之一。解放后，共产党、毛主席反复号召人民群众向雷锋同志学习，当时的社会好风气一直保持到九十年代。

　　至于说到人因为自私而出现反社会的行为这件事，那更是与“大跃进和文革”无关了。因为“大跃进和文革”所强调的恰恰是“斗私批修”。相反，膨胀私欲、利用人的私心来干事这一逻辑倒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则。由此可见，这个美国杂种和汉奸国贼及其走狗一样，把改革开放制造的罪孽倒打一耙归咎到“大跃进和文革”的身上。但事实胜于雄辩，“自私自利”现象的泛滥正是在“黄金十年”才出现的事情。

　　另一方面，由于汉奸国贼公开喊出了“法大于天”的反动口号，因而，在汉奸国贼依然能够操纵朝政的前提下，用法制来破坏德治的运动就还会继续下去，因而中国社会的风气依然还会继续恶化下去。当然，中国社会的风气也不是没有好转的可能，就在“黄金十年”里，中国的某个地方由于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运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一度恢复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同时实现了更加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也正因为此举损害了汉奸卖国势力的根本利益，因而运动的主导者被构陷入狱，由此，随着“千日维新”的失败，该地的黑恶势力卷土重来，社会风气加速恶化。由此也就使得下述的这个现象成为客观真理，即不仅帮助别人的人会被告上法庭，而且为使社会风气变好的领导者也会被告上法庭。因此，如果中国真要改变目前的这种“见死不救”屡见不鲜的现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只有彻底打倒汉奸国贼，推翻汉奸国贼制定的反动政策，改变汉奸国贼既定的私有化和殖民地化改革路线，才有可能恢复社会的良好风气。良好的社会风气不可能存在于一个极端反动的上层建筑之内。

　　《马英九就两岸领导人会面提条件》，中央社华盛顿10月24日电，中央社台北10月25日电。尽管马英九口口声声说“我们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但是，马英九给两岸领导人会面所提出的条件——“一定是在我方国家有需要、人民能支持，同时是在一种对等尊严的状态下才有可能”——本身就是在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讨论过，仅“两岸领导人会面”一事本身来说，就已经是在承认分裂国家的合理性了。因此，就算马英九对“两岸领导人会面”不持任何条件，但，只要真正实现了“两岸领导人会面”，那么，马英九也就在客观上实现了分裂中国的目的，而中国领导人也就因此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