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弗：华为这样的公司和中国的产业升级，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

lameihua

华为这样的公司和中国的产业升级，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1）

　　1、

　　上周末写了两篇关于华为的文章，有些读者表达了一些各种各样对华为的不满。

　　华为是一家狼性文化的公司。狼性文化，肯定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文化，如果和华为打交道的人都对华为赞不绝口，反而有问题了。对华为有意见很正常。如果是华为的竞争对手，有华为这么一个“友商”，肯定很难受。做华为的供应商，在与华为的谈判中，也不一定会多开心。华为的员工，估计心情也是痛并快乐着，一方面物质回报不错，一方面工作也非常辛苦。

　　不少人对大公司有天生的反感。这个也很正常，很多美国人也讨厌华尔街，讨厌大公司。普通的中国人，和华为这样的全球攻城略地的技术驱动的公司，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中国这个国家，中国的企业，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会作用到每个中国人身上。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现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依赖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

　　今天先聊聊看上去和华为距离最远的，低端的服务业。

　　2、

　　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国的人们，会在西方国家的物质富足面前瞠目结舌。那时候，在中餐馆洗一天盘子的工资，可能和国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月的工资相当。《北京人在纽约》中，王起明这样一个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的在中国的收入，远远不如在美国中餐馆洗盘子。

　　为什么20-30年前，在美国，一个人在美国餐馆工作，一个月能挣1000美元（相当于8000多元人民币），而在中国，一个餐厅服务员能挣300元就不错了，那时候二、三十倍的工资差别源于什么？

　　难道美国人盘子洗的好，劳动生产率高，中国人洗一个盘子的时间，美国人能洗30个？很显然不是这样的。美国人洗盘子的水平不见得比中国人高。

　　剩余价值理论是无法解释这个差别的。美国洗盘子工资高，并不代表美国餐馆洗碗工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价值。中国的餐馆老板，也并没有比美国更黑心。

　　决定工资水平的，就是供给和需求。在当时的美国，不给1000美元的月薪，找不到餐厅服务员愿意上班。在中国，给300元人民币就能找到。就是这个原因。

　　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工资水平，和那时截然不同。

　　现在，在北京如果找月嫂，月薪上万很正常了，好的月嫂都得1万多。北京找全职家政也得6000一个月，半天的小时工，每个月3-4000很正常。餐厅的服务员，估计也得4000-6000了。超市售货员也得类似水平才能找到员工。

　　难道中国餐厅服务员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几倍？显然没有。企业给员工开多少工资，完全是市场供需决定的。

　　决定工资水平的，就是供给和需求。现在的中国，不给这个数量的工资，就找不到人干活。

　　3、

　　20多年，餐馆服务员的十几倍的工资涨幅来源于什么？有些人说，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但扣除通胀后的工资，也是大幅上涨了。

　　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6.45万元人民币，大概相当于9400美元。北京的全职家政，一年能净挣7.2万元，比人均GDP稍高一点。月嫂能挣至少12万，大概相当于2倍的人均GDP，餐厅服务员月薪5000，每年能挣6万，稍低于人均GDP，大致相当于人均GDP的90+%。

　　而美国，这些服务类工作的收入大概如何呢？

　　以月嫂为例，朋友在美国洛杉矶生孩子找的美国的月嫂，一天160美元。如果一周做6天，5万美元。不到人均GDP。（美国2018人均GDP 62794美元）。

　　其他低端服务业工资水平如何呢

　　为了比较清晰的比较，我这边选择了两个美国的大都市区的员工平均工资做参考，一个是纽约大都市区，另一个是洛杉矶大都市区。用纽约/洛杉矶和北京做类比，应该比较恰当。

　　2019年美国的工资统计数据，纽约的零售售货员，年工资3.2万美元，餐饮业2.7-3.3万美元，家政2.9-3.7万美元。洛杉矶的数据基本差不多。这三个职业的工资，都只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50%左右。（如果和纽约/洛杉矶的人均GDP相比，差距更大。纽约市的人均GDP应该在11万美元以上）

　　美国纽约和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中的低端服务业的工资，大概是全美人均GDP的50%。而中国北京低端服务业的工资，和全国人均GDP差别不大。低端服务业，中国的相对工资水平，比美国高很多。

　　绝对差距还是有。纽约的低端服务业的工资水平是中国北京的3倍，然而，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6倍以上。

　　中国的低端服务业工资的相对水平（与人均GDP比较），是高于美国的。

　　4、

　　决定我们每个人，能拿多少工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市场的供给与需求。20年间，美国的低端服务业工资上涨了多少呢？

　　我没有找到1995年的美国工资数据。有一个2000年报告。2000年，低端劳动力的工资大约是在16000-20000美元。2019年，纽约和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区，低端劳动力的工作也就是3万美元多一点。20年顶多上涨了50%左右，应该没有跑赢通货膨胀率。

　　1995年，美国餐馆服务员的工资是中国的20-30倍，并不因为美国服务业创造了20-30倍的价值，也不是因为95年中国的资本家多黑心剥削，就是因为劳动的供给和需求。

　　现在，美国餐馆服务业工资下降到中国的3倍，也不是因为美国服务业生产率下降，或中国生产率上升，也是因为劳动的供给与需求。

　　但这个劳动的供给和需求是被什么驱动，导致中国餐馆服务员的工资，从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一，差不多翻了10倍呢？表面的原因是人均GDP的上升了十几倍，更深入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的转变。

　　供求转变的动力，是制造业。

　　服务业是完全本地化的，低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很难靠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快速提升。

　　但制造业是国际化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资本和技术跟上，劳动生产率短时间能产生质变。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导致整体工资水平的上涨，最终将会影响本地服务业劳动力的供需，从而推高服务业的工资水平。

　　如果工厂的低端制造业岗位能挣6000元/月，超市就不可能开500元/月的工资，也必须开到4000元/月才能招到员工。自然而然，本地服务业的工资也就上涨了。

　　同样，制造业的工资上升创造的消费需求，也会让服务业的价格上涨，从而能支撑更高的工资水平。

　　1995年，为什么美国的餐厅服务员能挣30倍于中国的工资，不是因为他们生产率多高。他们到中国洗盘子照样一个月只能拿300元。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高，其他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竞争压力之下拉高了低端服务业的工资水平。雇主不开这个工资，找不到员工。

　　5、

　　一个国家的工资的普涨，首先是部分高劳动生产率的行业和企业带动的，这些企业和行业的工资上涨，会产生溢出效应，工资上涨溢出到其他企业，其他行业，直到到最低端劳动力市场。

　　高工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大小，取决于工资上涨的幅度和企业员工的规模。部分门槛高，就业人数不足的最高端企业的工资上涨，就很难溢出到低端劳动力行业。

　　一个国家健康的产业结构，应该是高中低三者都存在，这样，高端产业的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才能溢出到全部行业，惠及全部人口。

　　美国的过去30-40年的贫富差距扩大，和中间层产业外流有很大关系。新增加的高薪岗位就业人数不足，向下的溢出效果又因为中间层产业的缺失，无法继续惠及低端劳动力。

　　这个也是美国低端服务业工资上涨跑输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在二十年前的中国，外资咨询公司，投行也有拿GLOBAL PAY（全球统一工资）的金领阶层，但这部分人人数太少，高工资的溢出效果，就差很多。

　　今天就写到这里，下一篇再继续写。

lameihua

华为这样的公司和中国的产业升级，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2）

　　1、

　　企业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残酷你死我活的，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成百上千失败企业的尸骨。

　　落后的企业，想翻盘，是非常艰难的。

　　一家企业落后了，没有好的人才，就做不出好的产品，没有好的产品，就无法扩大市场增长收入，收入不增长，就给不起高工资，找不到好的人才。落后公司，人才不如人，技术不如人，资金不如人，怎么赶超呢？

　　有些行业，在人才上的竞争会弱一些，但其他方面的竞争同样残酷。

　　曾经与一传统行业非常成功的朋友聊天，他当时孤注一掷，超出自己企业能力巨额举债建新的产线，大规模扩产能。我当时很不理解。他说：“我们这个行业的规模效应很明显，百万吨的产线，单位成本就比五十万吨的低，五十万吨就比十万吨的低。领头羊的百万吨产线只要一投产，我不跟就是死路一条。冒险扩产能跟上领头羊也许死的更快，但还有一线生机。”

　　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落后者想赶超，是一件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在企业的战场上，落后的企业，下场基本就是破产或者被收购。

　　美国曾经有几十家飞机制造公司，上百家汽车制造公司，现在民用飞机只剩波音一家，军用还有一个洛克希德，上百家汽车制造公司，也就只剩下通用福特两家。

　　2、

　　国家的竞争其实也是一样。落后者赶超非常困难。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这八个国家是，英、法、德、意、俄、美、日、奥匈。

　　今天世界最强大最富强的七国集团，是英、法、德、意、美、日、加拿大。加上一度加入，后来因为政治原因被开除的俄罗斯。

　　除了解体的奥匈帝国被前英国殖民地加拿大代替以外，120年前的世界最强八国，120年后最富强的国家，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还是这几个国家。

　　美国这样的国家，有最多的资本和技术积累，可以通过移民，收割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

　　美国比你有钱，比你有技术，比你能付出更高的工资，美国通过移民和留学，可以收割你最优秀的人才。

　　30年前，东方大国的优秀人才，宁可去美国洗盘子，也要投奔大洋彼岸。

　　如果这是企业间的竞争，简直就可以举白旗了。

　　因为亚洲国家二战后的经济奇迹，让很多人低估了落后国家赶超的难度，实际上，这种赶超是难上加难的。

　　发展中国家如同在竞争中已经完全落后的企业，一步错，步步错，翻盘谈何容易。

　　一些国家采用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和发达国家硬碰硬。但你的产品不如人、人才不如人、资本不如人、技术不如人。只靠政治力量保护是培养不出有竞争力的企业的。

　　亚洲国家和中国，都没有靠进口替代战略。而是采用比较优势，出口导向战略，从发达国家的供应商起步，做发达国家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逐步积累资本和技术，从低端开始，一点点升级。

　　这条路看似正确，但真正成功做到的，也就是寥寥无几的几个亚洲国家。出口导向战略，最终成功的要诀不是市场，而是国家导向的产业战略，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海峡对岸，都是这样。

　　3、

　　在20年前，有一个发展经济学理论《雁行理论》在中国非常流行。这个理论是日本经济学家在二战前的1935年首先提出的，其实是大东亚共荣圈附带的经济理论。但二战后在全球，特别是东亚国家被广泛关注和认可。

　　雁行理论认为，东亚国家就是雁行理论的经济发展型态：以日本为雁头，其次为亚洲四小龙（包含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其后是中国大陆与东盟各国（包含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

　　日本先发展某一产业，当技术成熟，生产要素也产生变化时，这些产品在日本的竞争力转弱。接着亚洲四小龙自日本移转技术或产业转移，开始发展此一产业。在此同时，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到另一个新的层次。同样地，当亚洲四小龙在该一产业发展成熟后，这些产品的生产又转移到相对更落后的国家发展。亚洲四小龙的产业结构也相应升级，呈现出有先后秩序的发展。

　　雁行理论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有雄心壮志的国家会愿意一直跟着头雁飞吗？韩国的手机、半导体、造船等行业，都已经赶超日本。

　　日本人期待的雁行应该是这样的

　　实际的雁行却是这样的

　　金融时报的这张图非常好。中国是一头巨大的雁。中国整体上还是落后于日本，但头部的行业，如通讯行业和互联网行业已经超过了日本，但尾巴，西部贫困地区，和日本的差距非常大。

　　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14亿人口的国家，有充分的腹地和人口和地区间的差距，来承接产业转移。

　　在中国自己内部，其实就可以形成一个雁行发展的体系。

　　地域上，北上广深是中国的头雁。

　　企业中，华为就是中国的头雁之一。

　　4、

　　十几年年前，我曾经在传统软件行业创过业。今天再和传统软件业的朋友聊天，大家都感到压力巨大，不好做。其中一项主要压力就来自于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

　　一位做海外软件外包的朋友一次饭局中说，北京的程序员工资已经仅次于美国，超过了日本和台北的水平。海外外包给中国是为了降低成本，结果中国成本比海外还高了。他开玩笑说，我的研发中心从北京迁到成都，现在成都的程序员工资也被做互联网的给炒起来了，估计再过10年，我就得去四五线城市才活下来了。

　　一线城市互联网巨头开出的高工资，对其他需要程序员的企业的竞争压力是巨大的，很多传统软件企业都向武汉、成都、西安这样的教育水平很高，但工资偏低的城市迁移。

　　2020年腾讯的年报，62885名雇员，总酬金成本是531.23亿元。人均年酬金84万元，月酬金7万元。

　　当然，酬金成本包括社保等项，大于工资。普通员工也会被年薪上亿的高管平均一下，中位数酬金肯定低于平均酬金。但不管怎么样，人均月酬金7万元，中位数工资4-5万应该是有的。阿里、头条，这样的公司的工资也不会比腾讯低。

　　华为的薪资水平，应该也相差不远。2019年的财报，人均薪酬成本达到70万元，比腾讯稍低。而华为的员工数量，接近20万人，超过阿里和腾讯的总和。

　　人均4-5万月工资的互联网和技术巨头，就把只能开人均2万的传统软件公司，挤出了北京上海深圳。

　　对传统软件行业的公司，这是无比痛苦的被挤出过程，是一个灾难。但是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好事。给武汉、西安、成都这些的新一线城市，增加了不少优质的，人均月薪2万的就业机会。

　　这种对企业来说痛苦的挤出过程，也是雁行理论的体现。

　　头雁企业一方面，通过价值链向上下游输送价值，另一方面，通过残酷的竞争，提高了行业的工资水平和竞争压力。把无法与其竞争的企业，挤出北上深，把他们挤到二线甚至三线城市。

　　很残酷，但是这种残酷，会让整个社会发展和进步。

　　5、

　　20多年前，中国也有非常高薪的工作机会。

　　当时，麦肯锡、BCG这样的咨询公司，高盛、摩根斯坦利这样的投行，是中国最顶尖学生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海外读了MBA，回来就可以拿GLOBAL PAY，大概接近10万美元一年。当时，国外读了MBA，回国工作当associate，除了工资，还有房租补贴，一年可以拿80万人民币，那时北京上海房价估计也就3000左右。一年工资买一套房。那时麦肯锡的员工，基本人人有钱买别墅，买了10套房子的人也不少见。

　　然而，这样的公司那时每年在国内招多少人呢？麦肯锡只在北清复交招聘分析师，每年招聘几个，投行国内招的更少，每年几个人。

　　十几年前我进麦府的时候，房租补贴已经没有了，只有工资。一年也是10万美元，那时北京的房价大概1万出头一平米。麦肯锡的同事们已经买不起别墅了，但还是可以买很不错的公寓。当时，每年招的人也多起来，大概每年能招小几十人吧。

　　现在，国外顶级MBA回来，到了麦肯锡当Associate，应该还是十多万美元，百万人民币级别吧。北京的房价已经5-6万了。现在麦肯锡从国外回来的MBA，估计北京买房都不容易了。

　　有人说华为996，工作太辛苦残酷。

　　在麦肯锡时，公司经常搞lifestyle initiative,每次大家都吐槽工作太辛苦，希望工作时长能降低一点，当时希望降低的目标是多少呢，希望能降低到每周70个小时。我们当时，经常说，虽然咨询挣得少，但是lifestyle比投行那帮经常每周100个小时的人还是好多了。

　　996，刨掉午饭晚饭，每周也就是60-70个小时的工作时长，基本上大部分顶级咨询公司工作强度都是超过996的。但挣得多也没啥太多人抱怨。当你的工资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时，工作辛苦，就没什么太多抱怨了。

　　至于所谓的45岁以上现象。其他公司也一样呀，麦肯锡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Up or Out，不升职就滚蛋。2-3年必须升级，不升级就滚蛋。这个也挺残酷吧。

　　6、

　　这些顶级外企的高薪工作，因为人数太少，门槛极高，是无法带动整个国家的薪资水平上升的。

　　一家在北京的技术企业，在程序员人才争夺上，基本不担心IBM，微软这样的外企挖人。第一，他们的薪资竞争力并不强，第二他们的门槛很高，每年的招聘人数不多。头条、快手这样的快速扩张期的互联网企业，才是最大的威胁，他们愿意开出三倍工资，去挖一个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优秀程序员。

　　这些本土领先企业需要很多人，也给得出高薪。这样才能拉动社会。

　　华为这样的公司是同样的。

　　2019年，华为在顶级高校的招聘人数，都是上百人。

　　华为每年招聘几千个大学生，社会招聘估计也不少。华为offer的薪资，应该是很多大学生找工作的对标薪资标准。

　　中国企业界的头雁，就是这些本土的优秀企业，他们飞得很快。

　　这些头雁会拉着或者说逼着整个行业的所有企业往前飞，要么跟上，要么掉队。对企业来说，掉队就是死路一条。

　　对于同行友商，对这些头雁的感情是复杂的，是羡慕嫉妒恨。然而，对整个行业来说，这些头雁的作用绝对是正面的。

　　头雁企业，拉动着或者说逼迫着社会的进步。他们逼供应商提高技术水平，逼同行给员工涨薪。他们的员工的集体购房可能拉动一个区域的房价。

　　如我在上一篇所讲到的，头雁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甚至拉动了餐饮，家政，超市这样低端服务业的人均工资水平。

　　台积电实际也是一个伟大的头雁企业。在芯片代工这个领域，已经是一骑绝尘。联电，Global Foundries都已经放弃了在最近技术上追赶台积电了，而三星和台积电的距离也在拉大。SMIC更是难以望其项背。

　　一家企业，可以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保持一定话语权。

　　头雁企业，对一个经济体的意义非同寻常。对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经济体），一个头雁企业能改变一个国家（经济体）。

　　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需要很多家头雁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