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星老道：抗疫策略背后的卫生经济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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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不少人还在纠结米国为啥感染90万死了这么多人还不老实“蹲家”，还要考虑出门搬砖。这根本没啥好纠结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同而已，不是人家真疯了。相反，如果老实蹲家，米国可能才真药丸。

　　我们蹲家还能活，有两方面原因：

　　1、我们的居民部门有储蓄。当然这个储蓄经过最近十年的折腾，也折腾得比较“结构性”分布了。

　　2、我们的企业部门普遍被看得见那只手管制的，虽然这种管制力度随着市场化进程逐年下滑。

　　第一方面原因导致需求没有彻底崩盘，只是重新定义了“刚需”，第二方面原因导致供应没有彻底崩盘，只是价格因为看不见的手失灵、看得见的手太多，所以在特殊时期显得比较畸形。

　　但总得来说，我们在家蹲一段时间不是致命的。个别“被致命”的困难家庭也有街道、社区去送温暖，没收到温暖的自然也就享受不了“幸存者偏差”。

　　相反，米国那边属于“停摆了真得死”，以前讲过N次，发展得太高级的经济体就像一台精密机器。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最早的个人计算机引进以后都放在专门的机房——怕沾灰。金融尤其如此，我过去分析过08年次贷危机我们的金融系统为啥没跟着一起跪——因为我们太落后。

　　如果是生活方式“与国际接轨”的中国人，比如月光族、卡奴，这几个月恐怕也那啥了…

　　我们还是重温清明节王辰院士讲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出灵魂一问：我们应该怎样适应疫情的常态化？

　　（你炒股票的人应该知道王辰讲话份量有多重，不知道的话说明你反射弧比较迟钝）

　　而疫情并未远去，先要考虑现在我们和欧美之间的差别。他们会比较理性地，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会断指求存。我们是比较感性的，重感情的，一定要把每个人到维护住。于是，在将来就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欧美人群受了大的损失之后，他的人群免疫能力就上来了，它可以敞开国门，他不怕的，他有免疫力，出去的话呢，他也不是疫情高发国，进来的话呢，他也不是人群易感国。我们反过来有可能面临这样的局面，对于14亿人口这样人均医疗资源较低的国家来说，既要重感情，还要保持社会稳定，还要保持国门的开放状态，谁能做这个事儿？只有医学能帮国家。

　　人民日报客户端4月3日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接受采访

　　下一步怎样才能实现常态化抗疫？怎么打好持久战？我们怎么才能一边恢复经济一边保持抗疫力度？

　　这些问题不止是他在问，确切说是官府在问专家们，专家们被问得一脸黑人问号，超纲了。普遍来看，地方政府决策者们懂经济的不懂卫生，懂卫生的不懂经济，至于卫生经济学，它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一门显学。到了不断需要计算各种抗疫方案下预期收益的四月，大家比较焦虑。总不能事事都要朝廷来具体指导，那样容易搞成一刀切。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是“效用”，直白说是做一件事情值不值。举个例子，如果一个经济体做的每一件事都“不值”，入不敷出，那么最后就会走向崩溃。卫生经济学研究的则是更专业的卫生领域内一些行为值不值，研究的是医疗支出与回报（能给全社会带来多少好处），研究的是卫生水平与成本支出之间的平衡，更偏向于博弈策略。它的作用并非是怎样在卫生事业上创收，也不是研究怎样才能尽可能压低医疗开支。

　　用百科的话讲：卫生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卫生部门卫生服务领域中的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卫生服务过程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即卫生生产力和卫生生产关系；卫生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是揭示上述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达到最优地筹集、开发、配置和利用卫生资源，提高卫生服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卫生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也是分析与评价卫生服务投入与产出、制定卫生政策和决策的主要工具。

　　关于卫生经济学的思路举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例子：宫颈癌，要不要强制接种HPV疫苗，或者接种HPV疫苗能否由国家买单？

　　虽然著名歌星梅艳芳死于宫颈癌，但根宫颈癌只在女性癌症中排名第五。排名第一的是乳腺癌（年发病率41/10万），接下来依次是肺癌、结直肠癌、胃癌和宫颈癌（年发病率15/10万）。

　　相比之下，肺炎球菌可引起的婴幼儿严重感染，2岁以下婴幼儿的发病率约为100～200/10万。比宫颈癌高了13.33倍，但是国家依然没有给全社会免费接种肺炎疫苗。女性接种宫颈癌疫苗，态度是4个字：建议接种。给孩子接种肺炎疫苗和hib疫苗，态度是6个字：强烈建议接种。

　　根据卫生经济学的思路我们简单粗算一下：治疗肺炎的花费×发病率×该病涉及的总人数=每年因该病所致的期望开支。

　　如果全员接种疫苗，即使有效率100%，那么每年因该病所致的期望开支也有：单位接种成本×该病涉及的总人数。

　　把两种期望开支对比一下，先看看谁更“划算”，然后再来计算因为致病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比如损失了多少潜在劳动产出、情绪效应等等，从而得出结论。至于最后要不要采用这个“科学的”策略，还得从社会舆论、政治等多方进行比对。

　　说回HPV疫苗，它的特点是单位接种成本非常高，国内普遍在3K人民币往上走，而且还排队不一定能顺利接种。然而宫颈癌本身是是一种“缓慢”的癌症，从出现早期癌变迹象到发展成不可收拾的癌症，至少需要5～10年，平均需要20～25年。所以，从21岁起每3年做一次筛查（俗称TCT检查，200元/次），就能发现早期癌变迹象，通过及时干预，绝大多数宫颈癌可以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退一万步说，即使真的发病了，治疗开支也不过十万人民币往上走，当然治疗无止境，如果有人（比如梅艳芳）想花一个亿来治疗，那也能花掉的。

　　现在为了万分之1.5的发病率，而且还没扣除早期干预被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病例，就要给全员接种价格昂贵的、还不一定能起效的疫苗，从经济上是非常不划算的。

　　当然，疫苗厂商不会同意我的观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各种铺天盖地的HPV广告，以及接种人士的“现身说法”，向大家介绍HPV疫苗这笔钱“花得值”。

　　结合HPV疫苗的事情想说明：

　　1、有人如果比较富，又一点“癌症风险”都不愿意承受，那么TA完全可以去接种HPV疫苗，只是需知道接种成功后并不是一定不会得宫颈癌。

　　2、类比于抗疫，有人如果比较富，又一点“肺炎风险”都不愿意承受，那么TA完全可以在家里蹲到疫情结束，即使需要蹲一万年。

　　3、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我们做不到。卫生经济学计算的是站在整个社会立场的“效用”，并非“谁出钱”这种庸俗的问题。

　　论起“谁出钱”，现在欧美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在印钞票发给老百姓，按说人家才真的“不差钱”。

　　不过这么多年网上跟人交流问题，我逐渐清醒的意识到卫生经济这个话题不适合在人群中展开，杠精一句话就可以让我哑口无言。那就是：

　　人命无价

　　用有限的资源，去博一个无价的人命，这仗就不可能打赢了。

　　实事求是地说，要做出取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