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从武汉到意大利——封城到底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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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终于全面封城了。3月9日，意大利新冠感染病例单日新增1797例，累计确诊9172例，一举超过韩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新冠感染国——而在单日新增上则稳居首席。面对这种局面，意大利终于急了，前日晚，意大利政府紧急下令实施全国性封城措施，除工作或健康等理由外，任何人不准离开居住地，全面禁止意大利各地的任何公众集会、体育赛事和活动。

　　消息传出，意大利举国上下自是一片恐慌，欧洲也都风声鹤唳。而中国这边，已经经历了一个多月封城的网友，则明显淡定的多。很多人也发表观点，认为意大利封城太迟，早就该这么做，枉费了中国为世界争取的这个一个多月时间。

　　其实在这一点上，中国网民也真别说人意大利。毕竟武汉从第一例疫情出现，到发现人传人、再到封城，同样也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非要说封城令下的太迟，那武汉和意大利的表现其实是差不多的——在不久的未来，可预见会步意大利后尘的欧洲各国、甚至美国，也同样如此。

　　这就有了个问题，为什么全世界的政府，在采取封城防疫过程中，普遍都存在封城不及时的问题？甚至在最早的中国已经吃了武汉这个大亏的情况下，各国后继者依然执迷不悟，不到大难临头黔驴技穷，都决计不会祭出封城这个大杀招？

　　其实这个答案，其实也不难解释——封城损失太大！毕竟封城是把双刃剑，它确实可以有效防止病毒扩散，但也会让经济瞬间停摆，甚至让社会陷入瘫痪。这样的武器，不到万不得已，确实不能轻易使用。

　　当然，也有人会说了，就算封城是七伤拳，但用不用，什么时候用，这也应该有个明确标准——要是疫情还没在自家境内出现，那自然不应该用；可疫情已经出现，还迟迟不用，直到拖到大爆发难以收场才封城，这难道不是是为时已晚？说破天，还是政府没有把握住疫情传播的关键时间节点。

　　这个，怎么说呢，这种观点，在道理上确实没错。但在现实操作中，任何一个政府，它要把准这个度，捕捉到这个关键时间节点，其实都是相当困难的。

　　什么是疫情的关键时间节点？是本地，或者本国发现疫情？如果是以这个为界定的话，那标准倒是明确了，但损失根本承担不起。就算知道新冠具有极强传播能力，就算知道本国或者本地已有新冠疫情出现，但是否已经扩散，这个依然是不确定的。如果没有扩散，就来个举国封锁，那照这个逻辑，现在全世界都得封城——毕竟也没几个国家没被感染了。而就算有些国家防的好，通过社会停摆把自家内部的病毒闷死，但考虑到外部总有防的不好，甚至基本不设防的——而自己又不可能无限期闭关锁国，那么封城过后，未来一旦有外部输入（这个是无法避免的），那是不是又得封城？隔三差五的就来这么一出，那经济怎么承受的了？社会怎么承受得了？

　　所以，出现疫情，绝不是封城的界定标准。只有疫情出现大范围传播的趋势与可能，才有必要封城。

　　但这就是个模糊标准了——毕竟疫情传播是个动态的过程，随时变化，而且具有极强潜伏性。所以，什么叫出现大范围传播的趋势与可能？什么时候触达应当封城的关键时间节点——这些在现实操作中都是很难明确的。

　　当然，虽然难，虽然没有明确标准，但也还是有一些科学办法的。政府作为各方资源的统筹者，它可以通过医疗、行政系统追查统计、流行病学追踪建模甚至大数据分析等等，来尽量明确病毒的本地化、本国化传播扩散趋势，进而大致判断出一个合理的黄金时间节点。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实际操作中，照样有各种各样的偏差——首先，各种统计和分析，都必须建立在足够的数据基础上——也就是说，你得有足够的数据支撑，才能解析出想要的答案——数据越充分，解构出的答案就越科学合理。但数据的充分度，本身就是和疫情的爆发程度呈正比的，这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等你把趋势判明了，疫情也已经差不多到了大爆发的时候了。

　　当然，除了实时监控和数据统计，历史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判断依据。但新冠病毒在传播效力和潜伏性方面有自己的特性，作为一个新病毒，人类对它的了解并不充分，所以历史经验也不是完全有效，只能作为参考。何况，再多的历史经验和数据分析，也抵不过超级传播者的意外发生——就像韩国，本来防的还算可以的，结果冷不丁跑出一个教徒大妈，立马就把一个城市打趴下，全国也陷入危机。

　　总而言之，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平衡。面对新冠，政府也的应对逻辑也是如此——它必须要在防疫与经济社会运转维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这个平衡点的捕捉，却又高度依赖于数据支撑，而数据又必须随疫情发展才能累积获得；再考虑到各种超级传播者等意外事件，这使得政府在捕捉战略平衡点方面非常困难，封的早了，经济损失承受不了；封的晚了，疫情又会失控，这种高难度，使得各国政府——即便它们能实现高效有序运转，并能排除其他各种政治因素掣肘，但在封城这个问题上，也依然深陷两难困境，很难做出特别精准的决策。

　　这是政府层面的难处。而在民众层面，封城同样面临极大困难。

　　毕竟封城不光是政府下个令就能做到的，还得民众配合。纵然政府可以拥有一定的强制力，保障政策的推行，但如果民众不理解不配合的多了，那政府也终究是法不责众，甚至有可能激起恐慌和骚乱，结果适得其反。

　　这就是个痛点。政府作为专业社会治理组织，一般来说，它的封城决策都还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有相应的数据和逻辑支撑，就算在时机把控上出现偏差，但至少在决定作出之际，还是符合当下防疫需要的。

　　但民众就不行了。民众本来就是一个感性远超于理性的群体，而且它们也不可能像政府那样，掌握那么多信息和数据，更不具备专业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所以民众的判断，通常比较随心所欲，或者随波逐流。

　　而这两者都是封城的巨大阻碍。随心所欲，那就是怎么爽怎么来——而封城肯定不是什么爽事，反而十分糟心——人身自由，工作收入，娱乐消费，社会交际什么的都会受影响，甚至连基本的吃饭喝水都有可能成问题。

　　所以，感性主导的民众，对封城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不具备专业知识，又缺乏足够理性判断力的他们，在主观上肯定倾向于不受拘束、自由自在。这种倾向决定了，除非瘟疫已经大面积传播开来，造成的大量伤亡能够让民众直观的看到、感受到，只有到这份上，他们才会因为恐惧，而发自内心的支持封城，并主动遵守——但到这个阶段，通常都已经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在大疫面前，民众是需要被引导的。只有通过各种强制、非强制的引导，让他们主观上重视瘟疫，发自内心对封城予以支持和配合，这样封城才能做得下来。

　　这里面，强制的，自然就是指政府的禁令。而非强制的，就是舆论发动了。

　　这一点东方稍微好点。在中国，政府能够直接掌控舆论导向，所以可以在短时间内，让绝大部分国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进而使封城在一夜之间得以成功。

　　至于韩国，虽然他们的政府不具备中国政府的舆论控制力，但作为儒家文化圈国家，韩国国民跟中国国民一样，都具备较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大局意识和集体意识也相对较强，所以大邱封城虽然慢了一拍，但也效果可以，获得民众配合的速度也比较快。

　　但意大利就比较惨了。意大利政府不仅不能控制舆论，而且国民也自由散漫惯了。这就给意大利的封城造成极大困难。你说封城，结果民众根本不当回事——比如伦巴地地区封城，关闭学校，结果学生却跑到大街上游行庆祝；等封城区域扩大到全国，结果又一大堆监狱因为家属不能探亲而暴动，还有一大堆不满的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封城——本来封城是为了减少聚集，阻断病毒传播；结果到执行层面，封城的效果却成了助推民众聚集，加速病毒传播。

　　这还是在意大利疫情已经大爆发的情况下——到这份上，民众都还这么闹腾；可以想象，意大利如果封城早了，那民众还不知道会整出什么幺蛾子——有这样的人民，换你是意大利政府，你又怎么敢提早封城？就算你封城，你又怎么敢像封到中国这种，直接让你连小区门都不要出的程度？就算你政治家觉悟高，为了防疫可以连自己的选票都不在乎，可你总不能去主动给病毒提供大规模扩散的契机，让它们在民众因不理解导致的狂欢、暴动聚会中广为传播吧？

　　综上所述，在现代社会，封城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既考验政府，同样也考验民众，二者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有了意大利的这个例子，我们再回头看法国、德国、看澳洲、新西兰、美国，甚至看印度、印尼，大家对这些政府的打肿脸充胖子，咬牙死撑，其实也就可以理解了。有时候，这不仅仅是特朗普这些政府领袖，为了一己政治私利；同样是，它们的国情决定了，没大爆发就封城——臣妾真的做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