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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昊:笨蛋!共富不是道德要求,而是经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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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16 15:56: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共同富裕,大同之梦。

  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以表彰他们对消除贫苦做出的贡献。

  可惜的是,几位诺奖得主局限于“实验”,关注于个体的实现,不能从战略高度上看待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与国家经济繁荣的内在关系。毕竟,他们不是战略家和社会领袖。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定下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国家强大和人民富裕,分两步走:先实现少部分人富起来,再实现共同富裕。

  近年来,知识阶层中的部分人蔑视平民大众,污名化“共同富裕”为绝对平均主义,混淆共富与均富,引起了巨大的思想混乱。

  经济与社会,从来就是连为一体。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未来新三十年重大的战略使命。也是消除中国诸多社会弊病的良药。

  中国十几亿人的数十年的实践,经验与教训均证明:共同富裕,不仅是德性的要求,更是效率的要求。

  (1)贫富悬殊造就广泛的社会弊病

  贫富分化,触目惊心。

  2003年至2017年,中国基尼系数为一直在0.46以上,2008年更达到最高的0.491,去年略回落到0.463,贫富分化严重,远超国际平均水平,也高于多数发达国家。而据《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2017胡润亿万富豪榜显示:全球68个国家的2257名亿万富翁当中,来自中国的超级富豪有609个,超过美国。北京达到94人,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作为穷国,成为产生富人最多的国家,且财富极度集中。

  十几年来,财富的创造机制出现了畸形。部分人财富的获取并非来自劳动与才智,而是来自腐败、垄断和特权,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以权力寻租,用市场套现,是中国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的肇源。

  先富带动后富没有成为现实。在权力经济色彩浓厚的领域,贪腐官员和财阀势力联手,将巨大的财富席卷国外,留下万民嗷嗷待哺。反过来再嘲笑民众。炫富炫权,耀武扬威。

  中国财富和阶层分布呈典型的“金字塔型”。权贵豪门极少数,中产相对少数,穷人绝大多数。远未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

  畸形的产业结构,也导致了贫富不均,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地产金融吸血过于厉害,实体经济收入不足,直接导致了社会收入的分化。

  此外,中国的区域发展,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地区贫富悬殊。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在社会领域,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在区域经济战略层面,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

  中国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中西部地区的两倍,只有东部的一半。就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说,差距则更大。2018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183元,而同期贵州为18430元,贵州仅为上海的29%;北京人均GDP为14万元,甘肃为3.1万元,仅为北京的22%,如中西部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能够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则将催生巨大的经济能量。

  从全球发展历史来看,大国的强盛,莫不伴随全国的均衡崛起。美国也是在“西进运动”后,才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国。

  回望大陆和香港,种种社会问题,均可从过度贫富悬殊中找到影子。

  阶层分裂,是国家走向动荡的重要原因。未来中国需要弥补阶层裂痕,使改革的成果,能够为各个阶层共享,最终实现“阶层共和”。

  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所有城市和区域都特别富裕,但是应没有特别穷地方的,中国未来亦需如此。

  (2)经济常识:贫富悬殊导致总消费不足——

  共富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经济效率的要求

  先富带动后富,是国家的承诺,亦是改革的既定目标。

  邓生前自评一生得失,四六开足矣,邓的“四分不足”在哪里?其最大的未竟事业,就在于实现建立在社会公平上的共同富裕。

  贫富悬殊不仅造成社会动荡,从经济发展上讲,也将造成低效,尤其是,贫富分化将导致总消费萎缩。

  富人阶层的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消费欲望也降低。若一国贫富分化太大,财富过于集中富豪阶层,将导致两头空的危险局面。富人的日常消费边际递减,奢侈品消费主要在国外;平民财富不足,无力消费,最终国家整体消费萎缩,消费率降低。

  有趣的是,基尼系数与消费能力有内在逻辑关系。过去十几年是中国基尼系数最高的时期,2008年达到顶点,消费占GDP的比重,也萎缩和徘徊,最近几年,随着国家整肃贪官,打击红顶商人,基尼系数下降,消费能力也上升。

  在城市之间,基尼系数大的地方,消费能力也受到制约,特别是北京上海,贫富分化严重,北京虽然富人人数全国第一,但是基尼系数大,平民阶层消费能力,比起长三角和珠三角,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富人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奢侈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方面,对零售帮助不大,而且很多富人去国外消费,财富并没有留在北京本土。

  共同富裕,不仅是道义要求与国家使命,也是国家经济强盛的理性选择。

  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低于全球水平。消费对经济贡献率严重低于发达国家。

  有人说中国缺少伟大的企业家,没有充足的本土消费,企业如何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

  强大的大众消费能力,庞大的大众消费阶层,双剑合一,才能造就强盛的实体经济。

  考验国家消费能力,看底层的穷人,而不是看顶层的富人。

  有德性的经济,才是最高效的经济。

  普遍富裕的市场才是最有消费能力的市场。

  利与义,其实是统一的,只是很多短视的人,看不到德性背后的收益。

  结语:尽早建成民享的人间之国

  民有民享,全民所望。

  改革开放凡四十年,中国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为百年来最高点,且有望十年之后成为全球第一;201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9000美元,已达世界中等水平,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点。宽口径收入超过20万亿,银行资产超过200万亿,国家大势初定,财力逐步雄厚,该反哺国民了。享有国家发展成果,已成民心所向。

  国家要进步,家庭要发达,个人要发展。

  三位一体。

  民有民享,关键不在少数,而在多数。先富带动后富,是国家的承诺,不可食言。

  从合法性和民意基础而言,国家需要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中国人均收入居全球下游,仍是发展中国家。所谓“发展中国家”,其实是“穷人的国家”的优雅别称。在中国,权贵和大资本极端少数,是豪门;中产是相对少数,是精英阶层;底层是大多数,是平民阶层。约占总人口的80%,底层才是决定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战略基础。

  就战略路径而言,先扶助底层,再扩大中产阶层,最后造就橄榄型社会,是最明智的选择。

  部分人担忧中国陷入希腊式“高福利国家陷阱”,是非常愚蠢的。中国需要从负福利时代走向适度正福利时代,国家托底,将全民的注意力,从谋生之苦中解脱出来,释放全民创造力。

  如何共富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但共富并非“均富”,在新的时代,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方式实现。比如改革不合理的分配机制,财富产生机制,稍减资本暴利,稍加劳动所得,让财富惠及更多的人。同时,减少政府所拥有的财富,更多藏富于民。

  将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民有民享的人间之国。山巅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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