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从1840到1949：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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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有点不好评论，洪秀全搞的那一套山寨基督邪教的玩意非常令人讨厌，但如果我们仅把眼睛盯着洪秀全而忽略了跟着揭竿而起的人群的诉求，不免过于冷酷。

　　一、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戈尔尼出使清廷的记录之中，有着如下类似描述：在普通的清朝市民里，看不见英国市民常见的大肚腩，事实上他们十分瘦弱，而为了抢夺使团抛弃掉的鸡鸭鱼肉和茶叶，围观的清朝人会纷纷投入到水里，游去争抢。

　　以上是号称乾隆盛世里，英国人在内地城镇中看到的情况，假定我们以为其中有夸张之处，那么看看晚清之时，外国人拍摄的照片。

　　清朝从从顺治十八年的九千万人，到乾隆五十五年的三亿人，人口大量繁衍，清政府对台湾和关外严防死守，这就导致人口密度激增，中原内陆，能开垦的地方都开垦的差不多了，由于地理大发现传进中国的土豆、玉米和红薯算是能补充一点口粮，清王朝大力推广一年两季的种植新方式，算是勉强让老百姓在正常年景能够稍微糊口，但稍微遇到点饥荒天灾，就很容易因为饥饿问题引发农民发生暴乱。

　　嘉庆年间动摇整个清政府统治基础的川陕楚农民大起义就是因为百万流民聚集在川陕楚交界处，这里以前号称巴山老林，最开始这里没有被开垦，各省大量破产手工业者，失地农民以讹传讹过来开垦，到乾隆中后期，这里已经没有什么课开垦的土地，流民们要么做了佃农，要么进了手工业作坊当工人，这里人口繁盛，用工价格极低，因此就吸引来大量的工商资本开办血汗工厂。

　　人民生活困苦，受到的剥削严苛，这就让“白莲教”在这里大行其道，刚好在乾隆末年，贵州苗民叛乱，白莲教以为机会难得，于是决定起事。

　　《剑桥中国晚清史》称：十年斗争的破费对帝国的国库是毁灭性的。乾隆后期的盈余约七千八百万两因镇压叛乱而消耗净尽，镇压叛乱耗资达一亿二千万两。

　　而另外的资料里则称：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204个，抗击清政府从16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400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20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2亿两，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

　　白莲教是中国流传已久的官方钦定邪教，在中国古代，普通老百姓普遍无知无识，相信鬼神，他们在受尽生活的困苦以后，当然希望有一个救世主过来拯救他们，于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利用了这种心情，以宗教为号召，鼓励大家扯旗造反，达成自己的目的。

　　如果人人吃得饱穿的暖，这些邪教组织也就成不了气候，老老实实的蛰伏在民间。受了压迫的底层人士，没有宗教作为纽带大规模蛊惑组织，最了不起也就扯旗上山，挂个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几个大字，当自己的山大王。

　　这一场起义虽然最后被扑灭，但却让天下不安分的人都看到朝廷虚弱的本质，当初嘉庆皇帝为了扑灭叛乱，只好允许地方搞团练武装，这在之前是被清王朝极力禁止的，作为异族统治着，最怕的是看到汉人自己拿起武器武装自己，这才是真正能颠覆统治的大事。

　　后来东北王张作霖就是开始当土匪，转正成团练，最后一番折腾，成了割据关外的大军阀，一度饮马紫禁城，号令北洋群雄，可以算是个草头天子。

　　团练玩到最后，基本就是这个套路。

　　到叛乱平复以后，朝廷的重点就变成了如何搞定地方团练上，最后的结果就是加倍的纵容地方士绅，用给他们让利来怀柔的羁縻那些地方武装势力。

　　嘉庆皇帝用平反文字狱来怀柔士绅，道光则是冒着天下大不韪改革了百年盐政，让盐商这个群体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读书人的功名变得非常的矜贵，从前被雍正皇帝剥夺的特权，被乾隆皇帝打压的自尊都加倍的还回来了。在皇帝们的支持下，摊丁入亩成为一种变相的包税制度，当然，这种好处不是平民能享受到的，帝国上下的舆论也给了读书人更多的尊重。

　　所以洪教主开始一门心思想考个功名，心思热切的不行，后来屡次不弟，连个秀才都考不上，转而对朝廷和儒家产生了刻骨的仇恨。

　　中国的农民从来就是散漫的一个群体，农民起义通常要用秘密宗教来组织他们，在白莲教和天理教两次闹出大件事以后，清政府对民间宗教活动非常警惕，但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洋人成了一种超越官府之上的势力，洋教基督教那种组织方式在当时可以说非常优秀了，最妙的是，用洋教作为手段去鼓动造反，还能迷惑官府。

　　二、

　　洪秀全是个野心家，同时也是个才具平庸之人，心胸也未见的有多宽广。

　　1842年，大清朝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国门大开。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去广州赴考，他又失败了。

　　他自以为是个有远大前程的人，但是快30岁了，连个秀才都考不上。

　　在1836年，第二次参加考试的洪秀全在考场外巧遇梁发和他的弟子正在科举考场发送《劝世良言》并在考场布道。

　　当时的洪秀全并不以为意，但在最后一次考场失利以后，他发现表兄李敬芳都信了《劝世良言》里的话。再加上看到了洋人如今在广州的势力，便觉得大有可为，于是很快就被附体，对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创立了“拜上帝教”。

　　洪秀全跟历史上所有的野心家一样，其实并没有太高的政治追求，他作为一个读书人，总觉得自己应该比别人高一等，如果正常的途径没有让他得到自己想要的荣华富贵，那么他就采用一些非正常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标，他在装神弄鬼骗钱骗色的时候，遇到了本地汹涌而起的反抗力量，这些力量一直苦于没有一个好的组织形式，“拜上帝”教提供了一个平台，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决定造反。

　　洪秀全因为科举失利，因此对儒教刻骨痛恨，在造反过程中，甚至还派人绕道烧了“岳麓书院”。但这不仅仅是洪教主的狭隘，而是造反的一帮穷兄弟们对当时的读书人的仇恨。

　　川陕楚起义以来，皇帝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加倍的给了读书人乡绅阶层更多好处，在山高皇帝远，交通不便利的广西，官府直接能统治的地方不多，老百姓第一个被直接压榨的就是当地的乡绅老爷，那一帮读书人。

　　越是统治薄弱的地方，绅权越是突出，穷人们积累的怒火越是向着那些断文识字的秀才老爷们。

　　北宋年间，在讨论变法时，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现在中国基本都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但是有几个人能好不困难的看那些全篇文言文的书？要是连断句都没有，只怕看得懂的人更少吧！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读书人跟不读书的人好像用的都不是同一种语言，彼此之间区别之大，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所以往往落魄文人最仇恨社会，因为他从内心深处看不起普通人，不屑为伍，又由于种种缘故，没有在他羡慕的那个阶层获得一席之地，所以他寄生于汹涌的反抗民意里，并不是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让自己过上该过的日子。

　　对于他们而言，“拜上帝”，“反清复明”都不顾是一个口号，他们不敢给底层的反抗者们讲清楚道理，指明方向，所以用迷信来愚弄一批人，让这些人当炮灰，做他们富贵权势路上的人肉工具。

　　当年起来造反的人当然是正义的，反抗暴政，反抗压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正如历年来的那些农民起义，要么最后成为另一批压迫者的工具，要么就被残酷的镇压下去。

　　后来很多人评论说太平天国到南京以后，很快就腐败了，说到底，本来人家就是奔着腐败的目的去的，至于最后高层之间彼此残杀，这就更容易理解了，在没有那么大的生存压力之下，他们打着反儒家的目的搞的起义，所以不太能用中国传统的一套封建制度来治国，用邪教的手段又有点无以为继。

　　当时的实际操盘手杨秀清看到了这种弊端，希望搞政教分离，就像当年的朱元璋和小明王一样，可惜杨秀清失败了。说到底他也无非是权力的游戏那一套，并没有真正的让自己融入到人民中去，他要做的无非就是不当教主的洪秀全，当戏码变成宫斗剧，显然邪教的惯性力量更大，于是宫斗剧洪秀全胜出。

　　洪秀全最后采取分桃子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势，一口气分封了2000多个王，真是亘古未有。

　　后来，太平军当然是分裂了，石达开带着一部分人打出去了，他注定要失败，因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虽然架构在邪教之上，但毕竟还有“天国田亩制度”这样的理想来号召，而石达开即便是有出色的军事能力，没有理想又没有先进组织的一支队伍，就是再能打仗，也只能是一股流寇，慢慢在内耗里灰飞烟灭。

　　1864年，洪秀全病死，继而南京被湘军攻陷。

　　那么为何太平天国起于广西，却最后定都于南京，在长江流域发展呢？

　　三、

　　1843年的广西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像一股超级火药桶，各种民间仇杀肆虐，主要来自土民和客民之间的利益纠葛。

　　雍正年间有一个新政是“改土归流”，就是把少数民族土司自治区域划拨到清政府统治之下。改土归流过程中，大量汉族失地农民被组团迁徙到广西、云南、四川这些地区，本地人叫做土民，新迁徙过来的汉人便被称为客民。

　　我们现在旅游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些偏远地区客家聚集村落里的围屋建筑，现在看是猎奇，当年却是无奈之举，为了稳固统治，土客民在官府有意挑唆之下，彼此仇恨，互相仇杀，这样底层民众的仇恨对象就不会对着清政府。

　　当然，由于有长达百年的武装抗争历史，广西客家人民风彪悍，武力强横，后来太平天国对抗清军，公认为最难对付的就是广西老兄弟。

　　19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本来传统的经商路线是内地的货物用脚夫运到广州，由十三行统一对外贸易，这套传统的行商模式很快被打断，大量挑夫、搬运工失业，连带着整个两广百业萧条，广西大量的矿工也开始生活困难。

　　在挑夫团体有个叫“天地会”的组织，他们跟洪教主都有造反的需求，但是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多共同语言。

　　天平天国最初的核心团体充分的动员了广西不满的客家汉子们，但大家都清楚，广西这里土客之间仇恨太深，彼此仇杀不休，战斗力都不差，再加上土地贫瘠，物产有限，在本地发展无疑是没有前途的，至于邻近的广东，帮会兄弟太多，很难整合。

　　当时中国南北经济枢纽属京杭大运河，以及依附在运河之上的漕运体系，为了保障漕运通畅，据说乾隆皇帝都偷偷的入了槽帮。

　　但到了清代中期以来，漕运经费拮据，弊窦丛生，复行海运的呼声日趋高涨。道光五年（1825）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

　　道光真的算是一个有心搞改革的皇帝，但海运虽好，可是漕运槽帮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链，一旦皇帝打算在这上面动手，上上下下很快就不干了，所以最后漕运还是漕运。

　　等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打，英军威胁漕运，清朝皇帝又开始搞一点海运做补充，这就大大的影响了一条运河的经济利益带了，于是槽帮里想造反的人就很多了。

　　太平天国起事以后，上层认为一定要打出去，他们当然想推翻清廷的统治，自然而然的就注意到了漕运跟清朝气运之间的关系，于是一路打到了南京，并在此定都。

　　其实最开始闹太平军的时候，各方势力都在围观，洋人也好，各地士绅也好，都认为你们打你们的不关我事。

　　但太平军一系列砸孔孟烧书院废儒家的行为很快就惹怒了中国社会的中坚分子——士绅阶层。

　　内地不同于偏远的广西，读书人的群体多而且在地方上的势力很庞大，太平天国的这一套就是要断了他们的根，当然，后来到江南以后，太平天国改了口号叫“驱除鞑虏”，但这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地主们纷纷咬牙破财，赞助团练，咸丰皇帝一看正规军不起作用，于是下旨给各地在家的官员，任命他们为团练大臣，组织地方武装，跟太平军战斗。

　　这个时候，英国政府也掺和进来了。

　　四、

　　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说，到中国来是为了发财，殖民地不过是另一种赚钱的方式。所以太平天国刚开始打的时候，英国人以为可以从中渔利，两边发财，所以很积极的给太平军卖各种先进的武器。

　　等到洪秀全定都南京，他们发现太平军有点不擅长做生意，1854年，英国人派使者跟太平军接洽，结果发现彼此没有办法沟通。

　　当时五口通商，因为闹了一把太平天国，上海的租界变得异常繁华，繁华归繁华，正常的丝茶贸易都受了阻碍，这让商人们很不爽。

　　与此同时1857到1858年，在印度爆发了印度民族大起义。印度人的起义源自东印度公司在当地不尊重本地人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彻底的激怒了当地人。于是英国人不得不就解散了东印度公司，开始派驻官员、军队，直接统治印度。结果英国人发现，这么做不但不赚钱，而且还在赔钱，由于本地人的反抗之心尚存，导致英国的生意也不好做了，这让英国意识到，有一个投降派的政府比直接跟当地人打交道要划算。

　　转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以后，恭亲王受命在北京跟洋人谈判。

　　在接触中，清廷发现洋人不过是想过来赚钱，从前他们把大量的中间费用给到中国的士绅阶层，谁知道这帮人不靠谱，搞得天下大乱，算了一把账，其实贿赂洋人要花的钱反倒是更少一点，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英国人决定全力支持清政府打太平军。

　　双方媾和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海关外包给了英国人，英国人控制了海关便能随意向内地倾销洋货，其中利益损害最大的其实是原来的乡绅阶层，他们的中间好处费被洋人拿走了许多，所以到最后，推翻清政府最积极的成了各地的乡绅，辛亥革命的枪声一响，立刻就“咸与维新”了。

　　在《北京条约》签订以后，恭亲王奕訢上了一道题为《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的奏折，在奏折中，奕訢分析列强各国特点，认为太平天国是心腹之患，英法不过想赚钱，俄国人才想占中国的地盘。这为清政府含羞充当半殖民地围了一个遮羞布，从此以后，清政府就能坦坦荡荡接受帝国主义的好处了。

　　湘军和脱胎于湘军的淮军得到了帝国主义洋枪洋炮的资助以后，战斗力有了很快的提升，在对付太平天国和后来的捻军中，简直势如破竹。

　　1864年，南京被攻破，湘军疯狂抢劫，杀人无算，湘军上上下下算是发了财了。

　　最近这些年，曾国藩特别流行，从成功学的角度看，曾国藩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懂得中国社会组织的精妙之处，他懂得人情世故，他号称理学大师，但他眼里心中，就像他那个阶层的所有的人一样，唯独没有对庶民的仁慈。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破城后七天时他所目睹的情形：“ 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曾国藩杀降、屠城、指示部下残忍对待被卷入战争中的普通百姓的书信流传下来的不少，这里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当然，也有人以为这是所谓的官场手段，那我无话可说。对清政府而言，这是必要的血腥手段，以惩罚后来者，正如他们偷偷的投靠了洋人一样，这都是只能意会，不能明说的，口口声声还是要讲爱人。

　　对读书人而言，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只看到成功的曾文正，桃李满天下，理学大师，当然庶民跟英国人眼里的黑奴一样，不算是人，只不过是工具而已。有人说曾国藩谦退，最后不造反，老老实实当臣子，实话实说，他杀了那么多人，造了那么多孽，造反？谁会跟？

　　湘军发的这一场财，让湖南人文荟萃，回乡的大老粗们纷纷拿钱出来支持教育事业，因此才有了韶山冲里走出的伟人。

　　洪秀全虽然不堪，但太平天国本身却有它的进步意义，它代表的是一种理想，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渴望之下，底层人民能迸发出何等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