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岩石：中国经济学家谁该得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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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则诺贝尔奖提名的传闻引发热议，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了热搜词排行榜。几张老照片勾起了大家对往昔的回忆，议论的焦点是当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及其理论论战。

　　莫干山会议上最热闹的一场是宏观组关于价格改革的论战，会上分为三派：调派、放派、调放结合派，当然还有我们这些“围观派”。这场论战的主持人是徐景安，会后主持文件起草及汇报的也是他。徐景安是莫干山会议的灵魂人物，是当时在体制内级别最高的少数几位青年学者之一。参会者还有王岐山、周小川、楼继伟、黄江南、朱嘉明、华生、贾康和我们对外开放组的“四条汉子”，没有上山的重要人物有国务委员张劲夫和他的秘书孔丹。

　　据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玆建议今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颁给新制度经济学，比如中国的“双轨制”。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当然关心，如果有这一项颁奖，获奖者应该是谁呢？这个热点，绝不亚于当初诺贝尔文学奖和医学奖在中国花落谁家。于是莫干山“价格改革大论战”的一幕又一幕浮出水面，当初“舌战群儒”的张维迎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经济日报》当时刊登的文章和早于莫干山会议刊发的相关文章都被翻出来了，比较而言，张维迎的早期文章更有理论说服力。遗憾的是，至少现在还没颁发这个奖。

　　莫干山的中青年们如今都已年逾花甲，怀旧是正常的。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看，这个奖应该颁给中国，但却未必和莫干山会议的讨论有关。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极具影响力的流派，其中最杰出的人物是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马克思派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教授。诺斯经济学重新定义了“制度”，定义了制度选择，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和制度评价标准等经济学新概念，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严重脱离现实的“象牙之塔”。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看经济发展，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就不是一个国别现象或政策体系，而是一次全球性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实施收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效，一周之内，恶性通货膨胀戛然而止，经济增长止跌回升，最终导致玻利维亚走出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而中国则选择了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借鉴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价格改革双轨制的成功经验，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自始至终贯穿了“双轨制”的理论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看，莫干山会议开启了“双轨制”的制度变迁，许多建议走在了实践之前。

　　新制度经济学，用创立者科斯教授的话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及其变迁的经济学。过去几十年，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形成了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双轨制”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延伸和实践，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点全球有目共睹，经济学界更不能视而不见。给中国的经济学家颁奖是迟早的事，但这个奖颁给谁都有争议，也许最适合的获奖人是上亿的“中国个体户”。中国应该获奖，争议可以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