戍天九思：从巨无霸的软肋看中美经济“脱钩”

大参考

　　贸易战后的中美经贸磋商已进行了第十轮，成了名副其实的马拉松谈判，看来双方对中美经贸磋商的重视程度和斗争策略可能都不亚于当年中国入世谈判，毕竟事关未来中美经济发展走向和战略布局。而伴随着中美经贸磋商的反反复复，关于中美经济“脱钩”的议论，也此起彼落。最近，笔者换一个思考维度，站在美国的角度，从巨无霸的软肋看中美经济“脱钩”问题，感到我们中国更多一份底气和自信。

　　巨无霸的软胁——迁移成本

　　让我们先看看百事可乐成功挑战可口可乐的老故事。

　　可口可乐创办于1886年，百事可乐饮料诞生于1898年，都是卖糖水饮料的，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可口可乐一直在美国饮料市场上一家独大。百事可乐撕开的第一个口子，是1939年的一次神操作，当时它推出了大瓶装的百事可乐，瓶子容量比可口可乐大一倍，但价格是一样的。大家初一看，这不就是价格战吗？有什么高明的！其实不然，它不是神不在价格上，而是神在瓶子上。

　　此前如日中天的可口可乐，做了一件当时了不起的事，设计出了一种流线型的瓶子，还一直沿用至今。可口可乐就是凭借这个瓶子设计从众多饮料品牌中脱颖而出，还在市场上投放了上百亿只这种玻璃瓶和海量广告。

　　▲可口可乐设计出了一种流线型的瓶子

　　现在，挑战者百事可乐来了。你看可口可乐该怎么应对？

　　你要是不理它，那好，它就凭借价格优势攻城略地。你要是理它，也做一个跟它一样大的瓶子吗？你会心疼死的。因为你可口可乐已经在这个瓶子上投了大量的钱，还有全球的供应链、灌装厂和海量的广告费，你敢换瓶子吗？一换，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优势也就完了，此前的广告费也白投了。

　　就算你有决心要换，可口可乐那么大的摊子，全球换一遍，从瓶子模具、生产线到运输、零售、广告等无数环节都要重新调整，还需要很长时间。而这个时间，足够百事可乐在你的市场里撕开一个大口子。

　　就这样，百事可乐把可口可乐这个巨无霸逼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事实上这一年，百事可乐就凭这一招，就拿到了20%的市场份额。

　　可见，巨无霸的软肋，既不是它的优势，也不是它的劣势，而是它的迁移成本。因为巨无霸改变不起，不仅改变的成本巨大，而且一旦改变原来的优势就没有了，还会损失巨大，尤其是改变的难度大、时间长。

　　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如果建立起来的优势是在一个不可迁移或迁移成本很高的基础之上，这个优势即使再大，其实也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强大，而且优势越大往往迁移成本也越高，一旦外部环境变化，要想转身也很难。

　　为什么美国至今仍采用落后的英制度量衡？——迁移成本

　　现在，几乎全世界都在使用公制的度量衡，就是米、千克、升这一套。但是，美国依然使用落后的英制度量衡。就是什么英寸、英尺、码、盎司、磅、品脱、加仑、华氏度这一套。即使是发明英制的英国，现在也全面抛弃了英制，改用公制度量衡。据说，全世界只有美国和非洲的利比里亚、亚洲的缅甸，还在使用英制度量衡。

　　英制度量衡，本质上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它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不同场景用，不同单位。比如，一英寸的定义是3颗麦子的长度，一英尺是一个成年男人脚的长度。如果要短小尺寸的，如量衣服，用英寸来计算；稍长的，如量家具，用英尺来计算；更长的，如量土地，用码来计算；再长的，如量道路，用英里来计算。因为在农耕社会，度量衡主要是为了方便。

　　第二，换算非常复杂，通常不是十进制。在农耕社会，不需要精确的换算。进入工业社会需要换算了，麻烦就来了。比如，1英里等于1760码，1码等于36英寸，1英尺等于12英寸。1998年美国就因为公制和英制换算错了，导致一个火星探测器出现了事故，在火星着陆时烧毁了。总共3.27亿美元，就这样打水漂了。

　　美国刚独立时，其实有机会像建立美元一样，建立一套自己的度量衡体系。当时，法国人虽然提出了公制度量衡的设想，但是法国正在闹革命，公制的事迟迟没有确立下来。

　　美国当时的总统杰斐逊对推行公制度量衡充满热情。他认为全世界用一套统一的度量衡是未来的大趋势。然而，从1790年到1808年，杰斐逊向国会提了4次他的这个美版公制计划，国会一直拖着。因为国会已经根据英制建立了美国的土地划分系统，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划分的基本单位是镇，每个镇是一个边长6英里的正方形，里面分成36个区，每个区就是1平方英里。而如果按照杰斐逊的想法，强行改成公制，当时会很麻烦，使用起来也很别扭，就这样错过。

　　之后的100年，全世界都在经历现代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公制度量衡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但与此同时，英制度量衡在美国社会的扎根也越来越深，改革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到了19世纪末，美国与其它16个国家共同签署了《米制公约》，还加入了公制体系。当时美国海岸和大地测量局总负责人门登霍尔认为，推行公制度量衡的时机到了，还签发过推广公制的命令，把美国的英制单位和公制的单位对应起来了。但是，美国并没有再往前走一步而直接使用公制，因为过去的100年英制在美国彻底扎根了。

　　因为如果更换成公制度量衡，所有的砝码、容器、量具、尺子，还有路牌、机器的螺丝、轴承等都要更换，美国经济规模那么庞大，不仅金钱成本很高，时间跨度也很大，迁移成本很高，因此美国也不得不“保守”。

　　特别是如果搞公制度量衡的改革，好处虽然是长远的，但是主要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等专业人员的，而麻烦却是所有老百姓的，是深入到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的。在美国那种制度下，哪个政治家会做这种没有明显的当下收益，却会引起全面社会反弹、几乎所有老百姓都不适应的改革呢？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美国多党制下，政治斗争之复杂，改革之艰难。而比起公制度量衡的改革来，中美经济“脱钩”要复杂得多，脱钩的迁移成本和涉及面之广，更是美国不堪承受之重。而对中国来说，最不缺的就是改革精神和勇气，改革开放40年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这是中国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

　　中美经济脱钩让美国不堪承受的迁移成本

　　中国长江中下游曾经有一种动物叫麋鹿，现在野外已经灭绝，国家自然保护区也仅有1016头，数量比大熊猫还少。一头雄麋鹿如果拥有一头硕大的角，那它在和雄性的竞争中就会拥有极大的优势，同样也更容易吸引雌麋鹿的青睐。但是，当遇到危险在丛林中奔跑逃命时，硕大的角就会成为巨大的障碍，加之人类也盯上了它的角，于是，麋鹿的角最终成了它灭绝的主要原因。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美元霸权下的美国经济如同“麋鹿的角”，过去长期因“角”而兴旺，未来大变局中可能因“角”而难以适应。

　　中国是“贸易型国家”、世界工厂，201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0.51万亿元人民币，不仅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去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美国是拥有美元霸权的“金融型国家”，目前只是7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金融资本一旦尝到了利用美元霸权轻轻松松挣大钱的甜头，怎么可能还看得上辛辛苦苦挣零花钱的贸易，这必然导致美国对美元霸权的依赖越来越深！特朗普想让中美经济脱钩，让美国兼得强势美元与恢复实体经济及制造业大国，比登天还难！

　　因为美元霸权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贸易对美国的高度依赖性，是美元的高信用度。如果让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脱钩”，这样的重大变局，对巨无霸的美国来说，无异于让拥有硕大犄角的麋鹿在丛林中奔跑逃命，这种改变带来的恐怕不仅仅是美元霸权的崩溃，而且还将是世界经济的灾难。

　　美国的经济优势是建立在美元霸权的基础之上的，吃尽美元霸权红利的美国经济，在当今世界群雄逐鹿的大变局中，美国的优势还真有那么大吗？美国离得开美元霸权吗？美国付得离开美元霸权优势的迁移成本吗？没有了美元霸权的美国还会是霸主吗？

　　中国的经济优势是建立在系统制造业能力、全面开放的贸易型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经济活力、外部延展性和弹性都很好，适应外部变化能力也很强，中美经济脱钩的迁移成本也相对较小，可持续发展优势明显。

　　中美经济难以脱钩的底层逻辑

　　王煜全老师讲：中美经济脱钩的可能性，不仅很小，而且中国可能还面临一次大机遇。它的底层逻辑就是科技企业的百年演变历史。

　　100年前，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波科技企业的巨无霸，如福特汽车、卡耐基、洛克菲勒，为什么是在那个时间点这些企业能长这么大？因为它们通过资本放大了产能。这类科技企业有两大特点：一是产品只是技术创新的产物，科技含量相对较低，主导者往往是一两个工程师。二是先有产品，然后资本介入，才有企业。这些企业可称为科技企业1.0版本。

　　但是，过去20年，进入互联网时代，科技企业往往是先融资，再去做产品，把一个很长的研发周期包含到了公司内部。我们熟悉的互联网大公司基本都是这样。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因为这一代科技企业往往做的是软的东西，产品形态是比特，而不是原子。研发成本很高，但是一旦研发出来，大规模复制的边际成本几乎是零。它不需要在产业化这个环节投入巨大资金进行推动。这就是科技企业2.0版本。

　　随着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迅猛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走来，未来我们看到的将是“端到端”的科技企业，即科技企业3.0版本。所谓“端到端”，就是它的价值链特别长，一端是高校实验室里的科学基础研究，这些科研成果要通过技术，也就是工程师把它做成产品，然后要由产业实行大规模量产，最后送到消费者这一端，整个价值链才算完成。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整个人类社会的复杂分工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比如基因测序、生物制药、自动驾驶，都是这样的产业。

　　我们从1.0和2.0版本的科技企业可以看出有两个关键要素：企业家和资本。虽然他们合作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整个链条上，只有这两个因素是决定性的。

　　对科技企业的3.0版本，由于它的价值链条特别长，决定性的因素就变了，它不再只是企业家，资本的作用也在剧烈下降，关键因素也是两个：

　　一是怎么把大学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从0到1，必须要靠一个科学成果的转化体系，现在全世界美国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好。

　　二是产品做出来了怎么实现量产——从1到N，靠系统的制造业能力。这个中国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有的人可能并不认可这一点，但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苹果公司生产手机、电脑要找中国来代工？为什么不去找德国和日本呢？仅仅是价格原因吗？

　　其实不然，全球制造业的竞争焦点，就不是谁能造精密设备，而是你的制造体系够不够开放，你能不能为一个第三方的创新企业做精密制造。这方面，中国的能力在全世界不仅是第一，而且是唯一。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富士康，我们知道苹果手机是精密制造，在哪里造的？就是中国的富士康。为什么？富士康至少有5000多个工程师专门干一件事，就是帮助客户解决产品设计后如何量产出来的问题。请注意，产品设计完了，但到量产这一关，还需要一家企业提供至少5000个工程师才能跨过这道坎。

　　你可能还会说，中国的这个能力，美国也可以重塑。没有那么简单，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一旦断档就很难接上。不用说美国，就是在中国，真正有这种系统制造业能力的地方，其实也只有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很少的几个区域。

　　而且这种系统的制造业能力，不是一个可以被搬来搬去，能够轻易被迁移到别国的能力，它是越干越会干的，经验的门槛很高。

　　因此，如果科技企业3.0时代真的来了，美国和中国各自拥有一个突破能力，美国拥有科技产业化的领先能力，中国拥有复杂制造的领先能力。两者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全球化产业链，不是想分开就分开的。中美两大经济体系，不仅不会脱钩，而且会在科技企业3.0的内在逻辑驱动进入以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比如，特斯拉电动汽车，埃隆·马斯克本来是不相信中国制造的，结果他的车在美国造，产品一再延期、跳票，企业战略受制于产能。怎么样？再不情愿，也只好今年到中国投300亿美元来建厂。这不是他有多喜欢中国，而是只有中国的制造能力才能帮他解决量产的难题，当然他还看上了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

　　正如王毅外长讲，个别人声称要让中美要“脱钩”，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与未来“脱钩”。某种意义上，也是与世界“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