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林：北京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与总赶不上趟的西安

大参考

　　据报道，酝酿已久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于今年五月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举办。新时代中国在文明这一高阔开度上的第一个主场历史事件，就这样又一次跟中华文明体自己的“文明之都”——西安（长安）擦肩而过了。

　　这不得不说，是这座以汉唐长安传承人自居的城市和所有陕西人的一个遗憾。

　　不过，能将一个亚洲范围内国际大会的在京召开、而非在西安落地，看作是大西安的一个遗憾并为之深感痛心的，恐怕顶多也只会是我们这些属于西安城之“一小撮”人的事。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毕竟西安的“赶不上趟”又不是这一回，大家早已习惯了她的几乎次次都“赶不上趟”。

　　而我，总觉得这一次的丧失重要机遇，至少不应在当地的社会舆论中，就让它这么悄没声息地、毫无触动地过去，哪怕是能够掀起人们心底里一丝不甘与反思的微小涟漪来，也不枉我们这些曾经努力过人们的一番心血。

　　这里，有必要先对“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这个新时代的新事物，做个简单地介绍。要“文明对话”、不要“文明冲突”，可以说，这既是中国再次重返世界舞台中央之际面向旧世界旧时代的一个总宣言，也是我们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基石性理念与先导性路径。

　　甚至完全可以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与一带一路、亚投行，乃是中国以中华之道开启全球世界新时代的三大基础性项目，也是三个引领世界的主要抓手（我之前有数篇博文做过多方面的论述，见草根网中华之道博客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又一高招与大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创八个第一》、《文明对话运动，将催生一场学界革命》等文）。

　　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早在2014年5月的亚信峰会上，就提出了召开这样一个“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倡议。随后的几年里，不仅曾在亚洲博鳌论坛上开过亚洲文明对话专题会，李克强总理还为此专门举办过中外记者见面会。

　　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倡议，也为了给总是“赶不上趟”的大西安提供一次开新“造道”的新机遇，我们几个文化学者和文明对话积极分子，循着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交融的理路，从14、15年开始，便搜集整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与文明对话论述，撰写揭示文明对话原则与规律的研究文章，并多次上书西安市委市政府、陕西省委省政府、甚至中央有关领导，还利用西洽会暨丝博会的机会举办过数次《文明对话·长安论坛》活动。

　　然而，我们关于打造“文明对话交融之都”新长安的构想，始终没能得到当地党政领导的重视，更不要说站在古代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高度、以未来新文明时代的“文明之都”为她的终极目标了。

　　越是接触实际，便越有种迫于现实的无奈。这现实，其中既有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之无奈，也有长安文明中心本土区域内后人们的思想麻木与勇气不再之无奈。

　　习总书记回到这既是自己家乡、也是数度引领中华复兴的“风水宝地”，给陕西、大西安提的要求是“追赶超越”。

　　若仅以经济与社会的现实发展论，早被领先地区与城市拉在后面几个街区的这座西北城市，仅第一级的一个“追赶”、“追赶”东南沿海、追赶北上广深甚至成都重庆，就够它脱几层皮的了；更何以能够谈得上“超越”、去想“超车”与“越过”的事呢？——好好想想吧，是不是我们自己本就在“超越”的勇气干劲与视野格局上远远落后与相差了许多？

　　现如今，大西安“追赶超越发展”的最大问题，其实并不在大家多有指出的种种人、诸多事上——这些仅是“术”、而非道。

　　西安的根本问题是在道上。

　　她至今尚未找出自己该有的发展大道，尚不能从“一步赶不上、步步跟不上”的恶性循环困境与常规改开格局理路上跳升出来。说得更明确些就是，改革开放数十年以来，导致东南沿海诸多城市群纷纷“起飞”的那一套，今天拿到中华需要引领世界和整体“调转船头西行”的新时代格局里，顶大只能令大西安步人后尘、再用更衰，完全没有可能带给自身带来任何“超越”别人的一星半点机会！

　　大西安或未来的新长安，若想在中华之道引领世界未来新文明的进程中扮演主力先锋城市的角色，若想站在世界著名中心城市更高层级上一跃超越昔日的诸多国内一二线与国际大都市，便必须以超前整个时代的“超越思维”，找到自己的“超高目标”，并靠着一种新的“以超越之道引领追赶”、而非按部就班的“先行追赶再谋超越”方式进行系统规划，一举改变“一步赶不上、步步跟不上”甚至今天拾人牙慧、明天贻笑大方的可悲局面。

　　这里面，最为关键的一条是，要瞄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中国的世界中心城市或人类古今未来文明世界“文明之都”的终极目标，进行充分地、系统地研究论证，选定这座城市不以时事形势之变而变的一种大道进路；并以为未来时代开新“造道”的精神与魄力，制定一套不以某些“长官意志”与历届“施政方略”为转移的长期发展规划。

　　唯有此，才是真正立足自身实际与长远需要的，足以一举超越众多国内一二线强手与全球国际大都市的未来“新长安之道”。

　　这些年来，大西安在大发展上的落于人后，既有某几届党委政府缺乏进取心与没有大作为的原因，也有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较为沉闷被动的原因。

　　这些，可以说不仅大大制约了我们“追赶”的步伐，同时也令我们关于“超越”的思考与探索总是停步不前。近两三年王永康书记的暴风骤雨般大胆改革、勇于创新，不仅让西安这个先天风姿绰约的贵妇重新赢得了世人的刮目相看，也令整个西安城社会民众们的精气神为之一振。

　　这是一个好的开头。这也为我们寻求“以超越之道引领追赶”的超常理路与全新发展，提供了一些必须的前提条件。

　　因为通常的规律多半会是，在下定决心去追赶、尤其是在费死八活地追赶了一程后，才能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总跟在人后东学西凑，是不会有全盘超越的大机会的。

　　这一点很重要。没有相当普遍的求大变意识与谋超越作为，没有地方执政当局与整个社会所形成的“以超越之道引领追赶”坚实共识，不要说今年这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主办地不会选在西安，就是以后并未永久固定于京的该项重要国际文明对话活动，也会一次次地跟这只知道看眼前、观风向和尚不能看根本、谋长远的西安擦肩而过的。这样的教训，我们的主政者与本地文化界，是不是该很好地总结与汲取呢？！

　　我相信，只要大西安人能够知耻而后勇，全面调整转变到“以超越之道引领追赶”的新思路上来，争取明年、后年或若干年后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办地甚至永久举办地，也还不是没有希望的。

　　更何况，只要认定了自己的终极目标与大道路径，即便不能长期谋得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举办权，也仍能在“一带一路文明对话大会”、甚或“世界文明对话大会”等不同的向度与层级上，谋得自己的“文明中心”、“文明对话交融之都”的应有位置的。

　　既然，大西安已经开启了自己腾飞的引擎，走上文明之道这一自身发展大道的日子，理应不会太远了。

　　为了迎接这一天得到来，更为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做好必要的准备，我觉得有三点需要更多的人们一同有个清醒的认识：

　　一是，大西安的大发展、尤其是超常的超越性大发展，一定不能、也不会不跟昔日的大长安挂起钩来。

　　或者更明确地讲，不重拾昔日大长安的格局与气度，不继承昔日中华主盛文明期长安文明中心的大合理路与雄浑活力，不立足于建设一个连接古今、面向世界、开创未来的“新长安”，不在这个千年一遇的历史大机遇期拿出自己引领主盛文明之道的“看家本领”，仅凭昨天定位于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名城、中国历史文化中心与今天扭扭捏捏提出的“一带一路桥头堡”、“欧亚合作交流中枢”之类，远远地不足以把她推向更高更远，也难以令其拥有在中华文明复兴中应该拥有的非凡地位。

　　大西安，只有重新唤醒昔日的大长安并迈向新长安；新长安，唯有跟中华文明之道引领全人类未来新文明的事业一体合拍，她才能最终选定自己的终极目标与方向，她也才能不辱大时代的大超越历史使命。

　　二是，大西安、新长安“以超越之道引领追赶”的坚定信心与非凡作为，最主要地还得靠今天与未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及不断建构完善起来的整个社会，而不是去等靠机遇和别人。

　　正所谓：“不靠什么神仙皇帝，一切全靠我们自己”。因为，党和国家即便有总体上的规划，也不可能代替大西安、新长安自己的目标认定与一代代奋发；几年一届的地方政府领导班子、甚至某个英明领导的推波助澜，说到底也需要为着文明之道而迸发出无限伟力的广大民众与当地社会来当主力军。

　　更不要说了，只有生于斯、长于斯和长期浸染、心系于周秦汉唐世界级大长安的人们与社会，才是会不受几年政绩需求与不问时事风向、世代行于长安文明中心之道的滚滚洪流。任何领导人、乃至英明领袖，在这样的滚滚洪流中，也必定是会顺其大道而行的。

　　也就是说，关于新长安的未来，只能是在更了解自己历史文化与更能面向世界未来之人们的长期探索研究下，形成一套引领中华大道之为的稳固共识，并使之更深更牢地扎根于更多民众和本地社会的厚土中，才能得到长久地与根本地保证。

　　当明确了这样一套以新长安引领中华新文明的新作为路径后，当形成了这样一种坚实稳固的文明之道新文明中心的社会基础共识后，只要是不太昏庸和无所事事的一任任本地执政者，只要是符合自身长期超越目标的国际国内各种经验教训，便都能够很好地为我所用，成为我们“追赶超越”的台阶与动力。

　　相反，若是自身的社会与城市，都没有明确的一套理念想法，都没有长期的系统规划，每每需要跟着一个个只是呆那么几年的新官“打转转”、“一出又一出”地，不反反复复地陷入单纯步人后尘的一味“追赶”，那才叫个怪呢。

　　三是，要探索与认定一套符合新时代改革开放或更加长远发展的“以超越之道引领追赶”大道理路，彻底从“一步赶不上、步步跟不上”的尴尬境地中脱身出来。

　　当然需要而进往后大西安人与全社会的努力了，甚至可以有某届政府的积极助力与主导那就再好不过了，但鉴于当前的普遍认知、政治环境与社会生态，恐怕还是需要我们本地的学人、志士、社会活动家们，先行一步地做好探索研究与宣传造势工作。

　　这一事业，根本上说，是一种以新理念、新理路、新文明之道与中华引领人类新文明未来，统摄独具特色新型国际大都市建设的超常发展路径。这期间，思路与规划，是第一位的，也是必须先动先行的。这跟我们长期以来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开放，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的。

　　所以，便必然要求我们本地的各界，尤其是知识界、文化界、学人、社会之士们，先行一步地动起来，并逐渐明确与统一共识。发扬早前关学的经世济用优良传统，为中华文明的再次复兴和古代文明中心的再度辉煌勇于开新“造道”。

　　相信，在成就这一理路与规划的同时，明日的新长安，也会发育出新的学术研究生态和新型社会文明来。愿有中华使命感的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