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也谈毛泽东时代经济（四）

大参考

　　要理解1952年的税制改革，其实并不是太难。税务局就是国家抢钱的工具，钱不够了，当然要想办法刮多点上来，至于从谁那里刮，当然就是看那个地主家里还有余粮。政治上的冠冕堂皇的忽悠，那是朝廷里的老爷子们去折腾的，对收税人来说，无关痛痒。

　　按照当时管理这一块的薄一波的说法，当时的思路是两个：一个是保住税收总量，一个是简化税制。简化税制是因为你的苛捐杂税定得太复杂，人家没有积极性来交税，你没有有效办法监管，最后还不是一样收不上了。

　　薄老爷当初也知道公私税收不同的原因，设想是区别对待，国营不收，私营照收，结果在征求意见的时候，商业部和供销总社摇脑袋。为什么？因为私营企业在运动 中打击太大，资本家们有“不跟你玩了”的抵触情绪，税源减少太大。因此还是要奉行“猪要养肥了才杀”的税务原则，让他们休养生息一下。

　　这样导致的情况，就是你必须到其他地方开源。薄老爷转眼一看，那些国营企业个个是肥头大耳，一身肥膘，就决定从国营企业那里，斩几件回来。

　　1952年9月开了全国财经会议，12月16日-20日，开全国工商联大会讨论，12月26日周老爷在政务院164次会议拍板通过。12月31日向中央和毛老爷汇报，然后第二天正式实行。

　　可以看到这个税制改革的一大问题，就是冒进，是薄老爷和周老爷的冒进。从出台，到正式公布，没有做踏踏实实的工作，而且宣传上，欠缺思考，在人民日报社论里用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口号。

　　这个税制改革，私营企业的负担没有变化，新征税的冤大头落实在了各地方的国营企业，自然就引发了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

　　其实当时的中国，为了恢复经济发展，再加上初生政权，地方上百废待兴，给予了地方非常大的自由。在加上本身中央的各种机构还在磨合，到底该采取怎样的政府 结构，都还没有定论，地方已经开始有坐大的倾向。从政治上，五大诸侯进北京，已经是为了之后的取消行政大区做准备。在财政上，周老爷想把中央财权集中，碰 到的就是地方财政的痛处，自然会引发强烈反弹。

　　了解中国政治史的人，肯定不会忘记“一抓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抓”这个著名的怪圈，而中国的很多政策，都是围绕着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有时候中央集中多一点，有时候地方放权多一点，不过是个度的思考。

　　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地方的利益集团，以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主的团体，被周老爷的税制改革，动了他们的奶酪。是不是还有个人的私利在里面？当然不排除， 只不过，三反里，超过12万党员被清除出党，这种私利不应该是主要因素。地方政府想抓住自己的财权，加上各国营企业的领导和职工，想保住自己的利益，是主 要原因。

　　结果就是在这个改革公布的前后，出现了市场不稳的价格波动。面粉涨了6.3%，大米涨了8.8%，北京和其他大城市里出现的社会不稳现象。

　　对这一现象反对周老爷税改的人说，是因为税改造成了物价上涨，社会不稳。支持周老爷的人说，是宣传没有做好，导致大家思想有点混乱，并辩解说税制公布之前就出现了物价上涨局面。

　　俺的说法，就是两次物价的上涨，都不排除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鼓噪，以此向政务院逼宫。结果就是各路地方诸侯纷纷抗议，到毛大爷那里告御状，以山东局的向 明为例，控诉新税法执行后的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并在信中说：“我们真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画等号？ 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得到鼓励而发展？资本家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所以，我们认为围绕新税 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