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海洲：14年前的建议29日被高层批准了

大参考

　　3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三大金融改革文件。

　　对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会议强调，目的是完善金融审判体系，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要围绕金融工作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任务，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对金融案件实行集中管辖，推进金融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提高金融审判专业化水平，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金融审判体系。

　　设立上海金融法院，无疑是金融业改革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上市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近五年来，上海全市法院受理各类案件317.84万件，审结314.79万件，同比上升54.2%和52.7%。其中，一审金融案件共审结47.8万件，同比上升358.3%。

　　不仅如此，上海作为上交所的所在地，上海金融法院的设立，对于证券业的发展也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毕竟证券业也是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上海金融法院设立的背景下，一些涉及到证券业的案件完全可以由上海金融法院来受理，这对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打击证券业的违法犯罪行为，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这也意味着2004年本人提出的“应设立专业的证券民事法庭”的建议，在历经14年之后，终于获得了中央的回应，并得到间接的批准。

　　本人之所以早在2004年就提出“应设立专业的证券民事法庭”的建议，是因为当年8月开庭的几起证券民事赔偿案出现了不同的判决结果。当年8月3日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的股民张鹤诉渤海集团虚假陈述案，结果裁定股民败诉；而于8月12日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决的“大庆联谊案”与“圣方科技案”中，24名以个人诉讼方式起诉的投资者拿到了胜诉的判决书。

　　同样是状告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案件，面对的是同样的法律条文，二者在相距时间只有10天的情况下，前者是败诉，而后者却是胜诉。为何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各地法庭以及不同的审判员对法律理解与掌握的尺度不同，特别是由于证券民事赔偿案带有较强的专业性，这就使得那些平时并不关心股市也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关心股市的法官们，在运用相关的法律条文时很难正确地把握。二是利益使然，证券民事赔偿案的判决往往都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特别是在投资者起诉本地企业时，一旦本地企业败诉，往往会影响到本地企业的利益，甚至是企业所在地的利益，因此难免会有地方保护主义从中作梗，最后影响到法庭的判决结果。

　　也正是基于“渤海案”与“大庆联谊案”、“圣方科技案”之间不同的判决结果，所以本人于当年8月17日提出了“应设立专业的证券民事法庭”的建议，这比后来一些人提出的“设立证券法庭”、“设立金融法院”之类的建议不知早了多少年。而且在此之后，本人于2006年1月13日再次发文，声援上证所法律部总监陆文山当时提出的设立证券法庭的建议，表示“设立证券法庭很有必要”。也正因如此，3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这无疑是对自己14年前建议的最好的回应，也可以视为是自己14年前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间接批准。

　　当然，《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更多还是立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发展的需要，与全中国证券业的发展还不能完全划等号。而基于中国证券业健康发展的需要，在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获得批准的背景下，“证券法庭”的建设有必要再向前推进一步。

　　一是在上海金融法院的名下设立专业的“上海证券法庭”，凡与沪市相关的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案件，均由“上海证券法庭”受理。

　　二是在“上海证券法庭”取得成功经验的情况下，以深交所为中心，设立“深圳证券法庭”，负责审理与深市相关的涉及到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案件。

　　三是在中国证监会所在地北京设立“北京证券法庭”，受理来自于“上海证券法庭”与“深圳证券法庭”的上诉案件。这样对整个证券业的违法犯罪案件就可以进行最专业的审理与判决，切实维护证券市场公平的交易秩序，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