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天：民主小贩们贩卖的多是假货！——关于宪法修改的历史和价值观考察

大参考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公布，有些民主小贩们会拿着西方宪政民主的标准去评论和指责，即使不敢讲出来，心里也会很不舒服。

　　老徐这里要说的，民主小贩们贩卖的多是假货，有些人耿耿于怀，实则无知。

　　宪政缔造了王权，才有了限制王权

　　几年前到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一个宪政鼓吹者说英国大宪章的的宗旨是限制王权。

　　我当时反驳：“你只说了半句话，最核心的那句话你为什么不说？”

　　他说：“英国大宪章归结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没有其他”。

　　我说：“英国大宪章是限制王权。但英国大宪章首先是缔造了王权”。

　　英国人在欧洲很骄傲，因为英国是西方第一个国家形态，这就是英国大宪章。而法国人比英国人高傲，因为英国是法国人建立的。

　　公元1061年，罗马教皇指派诺曼（法国）贵族去收复英格兰，当时英格兰岛上有300多个小王国，一盘散沙，被诺曼贵族分别打败，跟诺曼贵族打仗的将士要求封赏土地，而投降的英格兰贵族们也要要求保留自己的封地，在开会的时候，诺曼贵族说可以给你们土地，但是你们首先要承认诺曼贵族的王国地位，英格兰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贵族们不准拥有军队，贵族们可以拥有封地，但是要向国王交税，封地上的臣民不能与贵族签订人身契约，他们是国家公民。诺曼贵族把这几条随手写在一张纸上，这就是英国的王冠宪章。虽然英国大宪章在后来的近千年里几经变化，但这就是最根本的约定。

　　而这就是宪政鼓吹者们所不敢面对的事实。

　　大宪章不是民主宪章

　　民主小贩们把西方宪政鼓吹为民主，也是假货。

　　大宪章首先是缔造了国王和王权，但也承认和维护了贵族的权利。因此，大宪章本质上是王室和贵族的权力划分，从而也让贵族和王室斗争成为宪政斗争的主要形式。王室要多收税，要干涉贵族的权力，对贵族进行制约，而贵族们要少交税，也参与到王室的斗争，可以说是腥风血雨。大家看过电影《波琳家的另一个女儿》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真实的历史，王室和贵族之间的乱伦，残杀，战争异常惨死，法国和荷兰外国势力也参与其中，教会斗争也参与进来，英国的战争就没有停息过，绵延数百年。因此莎士比亚笔下的英国血流成河、白骨累累。

　　英国宪章没有民主，人民只是王室贵族战争的工具。到了19世纪人民要求自己的权力，发起宪章运动，就被王室和贵族联合起来镇压。

　　第一一个宪政国家产生在2700年前的中国

　　民主小贩们不敢面对的是，英国大宪章和西方宪政并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地方，因为人类第一个宪政国家诞生在2700年前的中国，比英国大宪章早了1700多年。

　　《管子》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首事：孟春之朝，君自听朝，论爵赏、校官，终五日。季冬之夕，君自听朝，论罚罪、刑杀，亦终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于庙，致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日，蚤晏之时。宪既布，使者以发，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令，罪死不赦。首宪既布，然后可以布宪。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

　　——《管子·立政》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

　　正月初起，国君要亲自临朝听政，评定爵赏，考核官吏，一共用五天时间。腊月末尾，国君也要临朝听政，论定罚、罪、刑、杀，也用五天。正月初一日，百官在朝，国君向全国发布宪令。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都在太史那里领受法令典籍。又当全体官吏会集在朝之日，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都要在国君面前学习法令。太史宣布法令后，底册存入太府，就在国君面前把法令和简册分发下去。五乡乡师出朝以后，就到乡办事处召集本乡所属官吏，直至游宗，同来领受宪令。宪令公布完毕，要及时回报，然后回到住处。宪令没有公布，报告没有交回，不敢到住处休息。否则，叫作“留令”，那是死罪不赦的。五属大夫乘车来朝，但出朝也不能到住处休息，需要立即出发。到达都邑的当天，就在祖庙里召集所属官吏，同来领受宪令。法令公布后，便派遣使者回报。遣使应在公布法令的当天，不论早晚。宪令公布完，使者派出去，然后才敢到住所休息。宪令没有公布，使者没有派出，不能到住所休息。否则，也叫“留令”，死罪不赦。法令公布后，有不执行的，叫做“不从今”，死罪不赦。检查法令文件，有与太府所存不符的，多了叫作“专制”，少了叫作“亏令”，也是死罪不赦。这个所谓“首宪”的法令公布以后，各地就可以执行了。

　　凡将办事，宪令一定先出。这叫作事情将办其赏罚办法就必须明示于前。负责人总是要严守法令以掌握赏罚，检查工作并向君主上报的时候，也必须报告执行赏罚的情况。如果办事不合于法令意旨，即使事有成效，也叫“专制”，那是死罪不赦的。这个所谓“首事”的命令一经发布，然后就可以遵照执行了。

　　《管子.立政》“首宪”一段春秋齐国公布法律的文字，一口气讲了“布宪"、”受宪“、”行宪“等17个”宪“字。这段话没讲出”宪政“一词，但讲出与宪政对立的”专制“一词。

　　民主、自由、法制是中国首创

　　有的人讲民主法制是西方的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科学的基因。

　　这是错误的！

　　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民主法制不过两三百年的事情，而中国的民主法制则可追溯到2700年前。

　　2700年前，即公元前686年——前645年，齐国宰相管仲缔造世界第一个行政法制国家，并留下人类现存第一部书籍《管子》。

　　齐国改革开放，破除氏族社会的分封制，建立起第一个行政体制的国家。而西方在18世纪以前，还处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种族、贵族、分封割据状态，不是行政体制的国家。何谈民主、法制和自由？

　　《管子》一书，就是人类现在最早的第一部书籍，记载齐国改革立国和春秋称霸的历史，也记载了管仲的治国强国理论和实践，以其理论的体系性和丰富性，成为人类第一部政治学著作，第一部哲学著作，第一部经济学著作，第一部法学著作，第一部军事学著作。

　　毫不客气地说，人类历史和现代化所遇到的重大问题，《管子》一书基本都到涉及到了。因此，《管子》被作一部能解决当今人类难题的中国古书。

　　回到民主的概念。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约公元前481年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第一次用到这个词。也就是说，古希腊并没有“民主”一词。后人将"demos"这个词引申为民主。而这个词是“人民”。希罗多德一百多年后的柏拉图使用了“民主”一词，但他反对民主政体，说民主意味着无能者的统治。

　　中国的管子没有使用“民主”一词，但他使用了“民体”一词。《管子·君臣下》写道:“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这里的“民体”即“国体”。

　　希罗多德的“人民”一词不但不是“民主”，而且比管子的“民体”晚了200多年。也就是说，在管子的时代，西方是没有什么词和“民体”相对应的。而"demos"人民一词，在《管子》一书中通篇都讲“民”。

　　亚里士多德在区分六种政体的时候，按统治者成分和统治目的为原则指出如果是多数人为国家的共同利益而统治，我们称之为民主政体。管子的“民体”可否理解为亚里士多德的“民主政体”？字面当然是可以的。

　　而法制的论述，西方第一部法学著作是盖尤斯（约130—180年）《法学阶梯》，比《管子》一书晚了800年。《管子》一书已经对法制有了系统的理论论述和成功的实践。

　　“以法制国”、“以人为本”就《管子》的原话。

　　“无为者帝”。《管子》一书反复讲到“无为”，“无为”就是不行政干预，也是当今“自由”一词的最好诠释。

　　因此，民主小贩们谈民主法制就讲19世纪的卢梭、洛克，实则班门弄斧，贻笑大方。

　　中央集权才能更广泛的民主

　　民主小贩们总是批判集权，把它们与民主对立起来。

　　而中国的价值观，集中统一和民主是相辅相成，既有对立也有统一，是国家的一体两面。中央集权能够更好更广泛地实行民主。

　　春秋管子之前，中国是一个贵族分封制的国家，周朝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诸候国。齐国是诸候国之一。

　　管子看到了分封制的危害。《管子·山至数》记载：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争夺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谓用戚始？”管子对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轻重之家复游于其间。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一国的国君，生下弟兄十人，就分封为十个国家；生弟兄五人，就分封为五个国家。他们传了三代以后，彼此仅是同族同祖的关系而已。传了十代以后，仅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关系而已。所以争夺起来闹得伏尸满地，用兵决斗不止。轻重家们还从中乘机谋利。所以说：不可把土地分封于人，不可把财富资源授让于人。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失的。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所以，能够与天地共同长久不败，这正是一统天下君主的大权。

　　老徐曾经翻阅西方最精典的著作，没有找到论述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论述，《管子》这段论述最直接，最深刻。贵族分封，你争我夺，天天打仗，老百姓安定的日子都没有，何来民主自由？

　　中国有句话，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是说身边的权贵对人民利益的危害更直接更大。因此老百姓都痛恨村霸，中央扫黑打恶除村霸，农民拍手称快。

　　还有，春秋管仲把分封给贵族的土地收归国有后，按人平均分给了农民，实施“均地分力”的第一场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有了土地才有了财产，人民才能实现自由。

　　看看电影《罗宾逊》当时的英国是贵族庄园经营，人民在贵族的土地上集体耕种，与贵族签署人身契约，即使是罗宾逊家族的庄园比较开明，但也脱不了奴隶的身份。英国的这种庄园经营制度一直延续到美国，100多年前，美国才取消了黑奴制度。

　　西方在向中国制度靠拢

　　民主小贩们鼓吹中国要实行西方民主。其实近代以来，西方在向中国国家制度靠拢。

　　中西国家制度的根本区别是大一统中央集权还是贵族分治。

　　管子的国家理念主张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这一体制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理论依据，并演变成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虽然遭受蒙古和满族的两次大规模入侵占领，但国家体制没有变化，国家版土也没有太大变化。

　　而纵观欧洲国家形态的变化历史，呈现出五个特点：

　　一是小国寡民分散的城邦制。公元前9世纪，西方文明的中心古希腊城邦雅典依然是一个部落社会。有4个部落、每个部落有3个胞族，每个胞族有30个氏族。提修斯改革，设立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废除了先前各城镇和各部落的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建立起国家政权的雏形。在以后的很长时期，欧洲遍布城堡，每一个城堡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国家的统治无法进入。

　　然而，管子为政40余年，齐国成为九合诸候、一匡天下的春秋首霸，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大部分版土。当管子一匡天下的时候，古希腊还有200个城邦部落。也就是说，虽然雅典建立起初步的行政体制，而整个古希腊却还是诸候分治的状态，而这种诸候是以种族为基础的，也就是种族氏族管理。

　　就像色诺芬写了经济学《家政论》，其论述以一个庄园管理作为范例，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写了《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写了《政治学》，其政治学也是小国寡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研究了100多个希腊国家的宪法，他的国家概念是“国土最大限度的条件是，能够让所有公民都可以相互了解，能够在一起召开管理的会议”。这样的国家比村子要大，但可能像一个乡镇，最多是一个县，十几万人。而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是站在城头能看得到全部国土，国内人人相识。

　　而当时齐国已经是疆土广大，晏平仲回敬楚王说：“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而在”（《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人口众多”成为国家兴盛的标志。管仲相齐，“参其国而伍其鄙”，“制国以二十一乡”(《国语齐·语》)。乡以2000家，凡4.2万家；鄙有五属凡45万家，国鄙合计49．2万家。史家大抵受李悝“一夫挟五口”(《汉书·食货者》)的影响，每遇人口估算，传统地以五口之家计，于是齐有246万人。齐国当然是大国，管子才有气魄论述一个国家的经济管理和政治治理。

　　二是寡头政治。亚里士多德把国家政体分为两类：立宪政体在内的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在内的寡头政体。民主政体是多数人统治少数的富人，寡头政体是少数的富人统治多数的穷人。即使是公元800年左右，欧洲版土已经形成了现在国家状况的雏形，但那个时候还是民族占领聚集地，远不是国家的意义。而此后的中世纪到1500年，欧洲还处于基督教的世界，国家是以基督教而定义认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国家。而整个中世纪的世俗社会还是一种“封地”和“采邑”的封建主义，重骑兵、附庸、封地、豁免权、私人城堡和骑士精神是欧洲社会的元素。奴隶和奴隶主在欧洲存在了很多年，一直到近代甚至衍生出巨大的黑奴产业。贵族在现代也是一个可以煊耀的阶层。近代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宪章运动，都是剥夺贵族特权的资产阶级革命。

　　三是分封制造成内乱频繁。公元前300年左右，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统一希腊并且东征，向南攻占埃及、利比亚，向东攻占伊朗、阿富汗和印度，建立起一个疆域广大的马其顿帝国。其实，这是一种征服，还难说统治治理。亚历山大短命，10年征战死在回家的路上。其后马其顿帝国被罗马人接受，罗马帝国统治长达上千年，它的后期虽然建立了行省，但基本上还是分封制，各个行省不但有财政权、行政权，而且还有军事权。罗马贵族起初有三个部族，部族分成30个胞族，胞族分成氏族和家族，罗马帝国就像中国的西周。罗马中央政权的控制非常无力，内乱不断。据统计，从公元前180年到前90年的90年时间内，就有80个皇帝从茅屋到王位，从王位到坟墓，差不多一年就有一个皇帝被篡位弑杀。地区之间的各种军事冲突就天天发生，数不胜数。

　　四是宗教定义和认同国家。在罗马帝国时期，东罗马和西罗马一直是分裂的，而各行省与中央政府以及各行省之间联系是松散的。罗马帝国依靠基督教来实现国家的认同和团结。其危害是国家内部宗教与世俗权力的争斗不断，不仅导致了长达500多年的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也爆发了持续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导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社会的激烈冲突，这种宗教冲突一直延续至今。严格地说，欧洲在罗马时期，包括中世纪，难说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地区和宗教的概念。伏尔泰曾经描述欧洲说：“一种大的共同体分为几个国家，一些是君主制的，其他是混合政体……但所有国家都相互往来。它们都有同样的宗教基础，即使分裂为几种信仰。它们都有同样的公共法律和政治原则，这是世界其他部分不知道的”。

　　五是民族、种族国家和冲突。欧洲委员会曾经制定了一个计划，目标是取代根据主权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来写历史。他们认为：“民族主义和欧洲分裂为民族国家，相对而言是较近的历史现象。它们也许是暂时的，绝不是不可逆转的。各帝国的终结和由民族主义造成的破坏一直伴随着极权主义的失败和西欧自由民主缺席的胜利”。

　　古希腊论述和设计国家制度的是公元前427至公元前347年的柏拉图。他的《理想国》设计出了理想国家。从柏拉图到霍布斯，一个永恒的政治学主题是：为什么形形色色的自利、短视以及具有各不相同的偏好的人们能够联合起来，组成政治上的共同体，并遵守共同体内部的规则？显然，必定有某种力量促使人们摆脱最初的离散状态，结为同盟。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力量归结为对共同的善的追求。而启蒙时代之后的思想家往往认为，人们之所以联合起来，是为了取得更大的共同利益。政治上的共同体就是国家制度。但欧洲国家体制的出现是很晚的事情。

　　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签署联合法案，1801年，爱尔兰加入联合王国，作为君主立宪的英国才成立。1880年法国议会立法确认1789年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日为国庆节。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独立宣言》，美国独立立国。

　　《欧洲史》的作者诺曼认为，法国大革命推动了欧洲现代国家的建立。他说：“法国大革命使得现代国家的概念获得了极大的推动力。现代国家是指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把相同的法律同样地应用于全部领土上的所有公民”。此前，欧洲是种族、贵族、分封、城邦、王朝、宗教的国家形态。也就是说，英美法作为行政体制的国家，只是近两三百年的事情。而西方现代国家的进程是向中国的大一统中央集权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