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梵蒂冈让步——为什么罗马教廷急着要跟中国建交？

大参考

　　这两天，一则关于天主教的消息，在舆论场上引来了不少目光——据外媒报道，在牵动中梵的主教任命问题上，梵蒂冈做出让步，派遣代表团赴大陆，要求两位获得教廷认可的主教，让位给中方选出的主教。此举可能意味着，梵蒂冈与大陆的关系升温，与台湾的“邦交”或将生变。同时，有台媒援引一名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的话称，中国大陆跟梵蒂冈建交“势在必行”，呼吁台湾做好“被放弃”的心理准备。

　　这则消息的落脚点，应该主要是在对台关系，打压台独上头。但它也从侧面透露了另一个大家十分关注的问题：持续多年的中梵建交拉锯，终于要开花结果了么？

　　其实，梵蒂冈希望与大陆建交不是什么秘密，近年来多次向中国大陆示好。去年12月，教皇方济各在结束访问孟加拉国的行程准备返回罗马时曾提到，“我很想访问中国，这件事情我不会隐瞒”。而中国方面，也从来没有排斥过与梵建交的可行性，并多次与梵放积极接触。

　　这次的报道，虽然还未经官方证实，但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炉，应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

　　那么，这一次，中梵有可能打破多年坚冰吗？云石君做个简单的分析：

　　在判断中梵有没有可能建交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中梵为何这么多年都没有建交？

　　其实关于这一点，云石君在之前的《地缘政治：中国为什么不与梵蒂冈建交》一文中已有解释：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这种社会组织框架下，中国的世俗政治权力至高无上，作为政治中枢的中央朝廷（政府），不仅有权力管辖任何世俗事务，而且作为精神信仰的宗教，也必须从属于政治权力，由政治权力管辖。

　　在组织机构方面，世俗权力会在政府组织内部，设立专门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比如明朝，就有僧录司、道录司等衙门，归礼部管理；而在现代，则是宗教事务管理局——他们都是政府内设部门。

　　而在对宗教领袖的认可上，虽然中国也认可一些宗教领袖，但他们的宗教领袖地位，必须得到世俗权力的批准和册封，方才具备道德与法律效力——比如现在达赖和班禅，就是民国与新中国两代中央政府册封，方才有资格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这种册封，意味着宗教领袖之主要权力来源，不仅仅是自身宗教所蕴含的精神认同，在此之上，还有来自中央的世俗权力的认可——而这才是最高权力！

　　这种朝廷对宗教领袖的册封，就是中国传统权力结构的体现，即——教权臣服于治权，治权管理教权。

　　而在文明层面，华夏文明也是一个典型的世俗主导型文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崇尚无神论的世俗思想体系，而非崇尚有神论的宗教——这个在古代是儒家，在后来则是共产主义。而社会的主要资源，也由基于这些世俗思想构建的组织与人把控。

　　这种经典世俗化社会架构下，中国与梵蒂冈，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根本性冲突。

　　首先是教权臣服于治权，这种东方传统，与天主教世界截然相反。要知道，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世界都是教权凌驾于治权之上的。

　　而册封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是朝廷册封宗教领袖，而在中世纪时，西方则是罗马教廷册封各国国王——这完全是截然相反！即便是在现代，西方教权已不再压制治权，但起码二者也是互不干涉、并行不悖。

　　这就麻烦了。同为基督教系统。新教、东正教倒还好说，他们没有一个系统的宗教组织体系，也没有教皇这个现实存在的最高领袖。所以政治权力可以通过间接管理的方式，保持对他们的控制。

　　但天主教不一样。它有一套完整的组织体系，还有一个活生生的教皇，而且规定了教皇是天主教徒的最高精神领袖，那麻烦就来了——对天主教宗教事务，到底是谁来管理？宗教需要与政治需要发生冲突时，听谁的？

　　按照西方习惯，当然是听罗马教廷的。就算罗马教廷的宗教指示与本地政治权力的需求发生冲突，天主教徒也必须以教皇指示为尊。

　　但在东方传统下，这是不可能的。世俗化的文明特征，以及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宗教权力只能在政治权力划定的框架内对教徒进行管束，当宗教需要与政治需要发生冲突时，也必须遵循教权臣服于治权的原则。

　　这当然是罗马教廷很难接受的。虽然现在的罗马教廷，已不复中世纪之辉煌。但在精神控制层面，罗马教廷依然坚持，教皇拥有对天主教徒的最高权威——至少名义上如此。

　　所以，中国与梵蒂冈，华夏文明与天主教文明，在教权与治权方面，有着根本性的冲突。

　　那么，既然二者有如此深刻的冲突，那么梵蒂冈为什么还渴望与中国建交，甚至不惜屡屡示好，甚至妥协呢？

　　说白了，这也是没办法！

　　首先，从宗教情怀角度来看，罗马教廷作为全球天主教领袖，向中国传教，播撒福音，在其看来是自己的基本宗教义务。但中国政治权力的超级强势，决定了要想光明正大的进入中国，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否则别说传教过程遍布曲折，就算取得了一定成绩，也随时可能会夭折——300年前康熙皇帝一纸诏书，让天主教在中国几十年耕耘毁于一旦，就是前车之鉴。

　　其次，从天主教和罗马教廷的发展角度来考虑，它也有必要赶紧与中国政治权力妥协，以便打开这个巨大的“市场”。

　　虽然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世俗化思想体系占主导的国家，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允许宗教了。毕竟世俗化思想体系，无论是儒家，还是后来的红色意识形态，都主张入世——鼓励和赞赏现实社会中的积极进取。

　　这种入世思想当然是好的——必须只有让人有充足的奋斗欲望，社会才能够发展和进步。

　　但这并不意味着世俗化思想就十全十美了。毕竟凡事有利必有弊，既然入世思想推崇积极进取，那意味着，现实社会中的“成功”与否，就会自然而然的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一个主要标准。

　　但问题是，任何社会的成功者，都是少数而已。大部分人终其一身，都注定是平庸无为的；甚至还有许多会落魄不堪。

　　平庸甚至落魄者，一生都无法享受成功的滋味。可他们却身处一个推崇成功，崇拜胜者的红尘俗世，其必然会出现失落乃至愤恨之情——这种情绪的存在，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如何破解？这就需要宗教了！宗教并不追逐个人世俗的成功，而是以个人的精神满足为追求目标。这种出世的思想体系，可以为平庸者甚至落魄者提供有效的精神慰藉，进而消除他们的戾气，实现自我满足；甚至同样可以为成功者消除成功后的彷徨和迷茫——这无论是对他人的正常生活，还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持，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也正因为如此，世俗化的华夏文明体系，从来就不排斥正常宗教。甚至在绝大多数时候，中国的各教教徒们，在人数上还远远超过孔孟门生——只不过前者不掌握社会主要资源，且被后者管制罢了。

　　到近代，传统中国衰落，不得不开始痛苦的转型升级。而在华夏文明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思想体系也必然要经历一个彻底的涅槃和重塑。在这个过程中，宗教一度被事实禁绝。

　　经过百年跌宕，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华夏文明转型已经渡过最艰难时刻，开始步入正轨。这种步入，一开始自然是物质层面的，但正所谓仓禀实而知礼仪，当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精神文明也会逐步进入重塑期。

　　虽然华夏文明依然是世俗思想体系主导，所以宗教不可能被允许介入核心权力。但在大众层面，宗教的适度发展，官方并不禁止。

　　这对各方宗教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中国有13亿人，又是世界级的强国，华夏文明也是传统的一流文明体系。无论哪个宗教，只要能在这个国家和文明体系中，切下一块主要的份额，那就足以支持其成为一流的世界级宗教。

　　关于这一点，最好的例子就是佛教。佛教在印度本土早就衰亡无存。它之所以能跻身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全赖汉传、藏传、南传三大分支的繁衍。而这三大分支中，汉传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因为汉传佛教成功的在华夏文明这个农耕时代世界最强文明体系下，夺取了最大一块宗教份额，佛教才能在印度本土衰亡后，依然保持强大的影响力，依然能与伊斯兰、基督教并驾齐驱千年之久！

　　在中国百年艰难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宗教体系都已经元气大伤——虽然外形仍在，但魂魄已失。换句话说，如今的中国，完全称得上是一块世界级的宗教处女地。

　　而现在，中国物质层面的建设已经到达一定阶段，精神秩序的重塑已经箭在弦上。这时候，哪个宗教要能在世俗秩序之外的宗教秩序中拔得头筹，依托复兴的华夏文明体系，该教在全球的声势就会骤然大涨。

　　这种历史性机遇，罗马教廷真的愿意错过?

　　当然不愿意！过去的千年中，天主教经历了东西教会大分裂，又经历了宗教改革新教分裂，现在在基督教体系中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要是再在中国的宗教竞争中一无所获，被其他宗教，甚至甚至被新教这个同胞兄弟抢了去，那教廷诸公升天后，见了上帝又该如何解释？

　　只不过，与佛教、新教这些宗教或教派不同，天主教的特殊组织架构，决定了其之教权，与中国治权存在严重冲突。

　　现在的中国，不是治权严重衰落，随你们群魔乱舞而无可奈何的晚清民国。面对一个超级强大的中国政府，罗马教廷缺乏逼其放弃最高宗教管理权的筹码。而通过地下教会形式向中国渗透，首先传播力会受到限制——非官方的地下教会，通常只能在农村或落后地区厮混，实在难成大器。

　　纵然中国治权基于其有慰藉人心的利用价值，或者担心铲除后会引发西方反弹的顾虑，暂时对这种地下教会有限传播予以容忍；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当中国治权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不利用它也能有效稳定人心，或者西方的舆论反弹对中国治权的伤害有限后，随时可以一声令下，将其轻而易举的铲除。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罗马教会，乃至天主教系统，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致命打击。

　　甚至其伤害还不止于此。随着华夏文明的中兴，其影响力必然会向周边乃至世界扩散。由于罗马教廷与华夏文明的不相容，那么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影响力扩张，罗马天主教会在世界的影响力也会相应萎缩——比如韩国，菲律宾，这些东亚系的天主教势力范围，一旦被中兴后的华夏文明重新吸纳，鉴于罗马教廷对中国的排斥和不合作，那么其在当地的影响力，也会自然而然的边缘化乃至消亡。

　　综上所述，在中国的合法化，是罗马教廷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随着华夏文明中兴迹象越来越明显，这种解决的迫切性还在日渐增加——这不光关系到天主教对中国的开发，甚至关系到天主教在东亚乃至世界的长远发展！

　　而要得到中国治权的承认，要获得在华夏文明体系下繁衍生存的空间，罗马教廷就必须妥协！所以，所谓教廷要求自己认可的中国教区主教，让位给中方选出的主教，这就是改善对华关系过程中在所难免之举。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对某几个主教位置的妥协，虽然释放出很大的善意，但依然是不够的。中国治权所以要求的，绝不是具体某个主教任免权，而是罗马教廷对中国范围内，教权从属于治权的制度化认可——这才是罗马教廷在中国影响力合法化的关键所在。也是中梵建交的关键所在！

　　对此，罗马教廷能认可吗？云石君会根据形势发展，持续追踪解读。

　　本文为云石海外风云系列1805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