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必然性与必要性
 
　　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建立起了统治地位，并且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究竟有没有必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解决政治思想领域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而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呐？这是发动文革究竟有没有必然性与必要性的问题。

　　搞垮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者头子戈尔巴乔夫曾经说：中国和苏联都不需要'大跃进'，也不需要'文化大革命'。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主义的目标，自由、公正、团结的目标。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党把批判资产阶级的口号与方针，也当作左的口号与方针而加以批判和抛弃了，这是十分错误的。对待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我们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持相同的观点。毛泽东指出：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物事（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彻底否定证法的否定。（《毛泽东哲学批注》第１２４－１２５页）我们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尚且不彻底否定的态度，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就更不可以采取彻底否定，那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事实证明彻底否定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批判资产阶级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任务。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对旧事物采取的是坚决、彻底的批判态度。所谓彻底批判就是从本质上先彻底揭露它们使它们体无完肤以彻底驳倒他们，但反对采取诅咒式简单化的彻底否定态度。

第一、文化大革命起因的说法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曾有过各种说法：一种是阶级斗争必然说，这实际上是九大政治报告的观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另一种是'左'倾错误恶性发展说，这是《决议》的说法：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也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其他说法都与'左'倾错误恶性发展说有关，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来分析文革起因的问题。

第二、什么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所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什么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所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一切持彻底文革否定论观点的人，他们都是从曲解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科学内涵开始，抓住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错误，从而全面彻底否定毛泽东文革的理论与实践的。

　　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将文化大革命只限于踢开党委闹革命，向走资派夺权，说文革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决议》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决议》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因而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这些说法都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所讲的文革。

　　毛泽东讲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即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或政治思想路线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批判刘少奇、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斗争确实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一项重要内容，但不是第一次文革的所有任务。所以说，八届十一中全会搞掉刘少奇之后，文革运动实际上才真正开始。

　　毛泽东一再强调：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的容易些，宁可看的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有害。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毛泽东反复强调：现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
 
2、刘少奇在历史上的主要错误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
 
　　我们既不能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的身体采取残酷斗争的方式是正确的，又不能认为毛泽东发动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不能认为我们在名誉上给刘少奇平反了，就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分歧方面，刘少奇变成是正确的了，反而毛泽东却变成是错误的；就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上，刘少奇变成是正确的了，反而毛泽东却变成是错误的。

　　毛泽东公开向全党揭露刘少奇的问题，发动对刘少奇的批判斗争，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其标志就是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毛泽东下这个决心则还要更早些。一九七零年，斯诺曾问毛泽东是什么时候起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明确回答：那就早。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为了有利于正确地分析和评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斗争，我们应当对刘少奇做一个基本评价。首先肯定的是，刘少奇在历史上对中国革命做出过许多贡献，是我们党的一位理论家；但必须同时看到，刘少奇确实长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而且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历史一贯性。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刘少奇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在一些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一再地表现出来。因而，刘少奇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多只能是一个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路人。由于刘少奇在我们党内所处的地位，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他顽固地坚持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并逐步形成完整的资产阶级纲领和路线，由党的同路人渐渐走向与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分道扬镖的地步。因而，毛泽东将刘少奇看成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表和中国的赫鲁晓夫，不是没有道理的。

　　刘少奇在历史上的主要错误问题，应当说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是刘少奇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或反映，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在理论提法上的偶然失误。

　　早在一九四八年土改时期，刘少奇就大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左的做法，执行把地富家的浮财分光，把地富全部杀光，把中农全部搞穷的政策，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对此批评到：在划分阶级成份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在过去一年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１３０５页）然而，到了解放初期的一九五三年，刘少奇却突然向右转，他伙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背着毛泽东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文件，提出了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右侧机会主义观点，又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８０页至８２页）

　　第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文革后，在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中写到：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刘少奇的提法同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这样写是极不严肃的，好象刘少奇的这种错误思想本来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来的，后来却强加给了刘少奇，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是，刘少奇的提法和毛泽东的提法存在着重大差别，毛泽东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平发展可能性，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中提出当时的斗争方针估计，这与刘少奇在讲话中迷信议会斗争、议会道路和要解散大批武装部队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绝不是一回事。绝不能将毛泽东对形势的正确估计所提出的斗争方针，与刘少奇消极的错误思想等同起来，不能把刘少奇那种议会主义倾向的消极思想加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头上。

　　第二、关于刘少奇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鼓吹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剥削有功、有罪，但功大于罪的讲话；关于对山西省委合作化报告错误批判的问题；关于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先有工业化后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和主张；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党在现阶段的根本方针和任务是确保私有、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等思想和主张，其实质是反对把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刘少奇的这些东西不仅说法上是错误的，而且是带有纲领性的思想错误。《决议》之后，有些人发表文章不仅否认这一点，甚至说什么刘少奇的这些思想主流是好的，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所有的那种设想的，这就简直有点颠倒历史和混淆事非了。

　　第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刘少奇认为：在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他并没有象毛泽东那样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的我国社会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问题，保持清醒和正确的认识。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直至今天，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范围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并且这一斗争还将长期继续进行下去。

　　第四、从一九五六年八大起，毛泽东就有意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二线。这是毛泽东基于苏联的教训，即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没有给马林科夫造就一定的工作经验，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很轻易的就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吸取这一严重教训，而采取及早培养接班人的措施。并以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任为由提议由刘少奇担任。但是，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以后，突然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出很左。在随后的大跃进中，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人。他不顾当时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歪曲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等一律归人民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这就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刘少奇是五风的鼓吹者，是五风的源头。作为刘少奇主要助手的邓小平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因此我们在谈到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时，对五风给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从而造成我国的严重经济困难这一事实，是不能绝口不提的。

　　第五、一九六二年底，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再版时，不顾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在论述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问题时，仍然继续坚持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引用列宁语录时，竟然把列宁五处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都删掉了，特别是在两处引文中间，单单把讲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删除了。本来讲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问题时是不能避开也不应当避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刘少奇不但避开了，甚至是有意避开的，对列宁讲无产阶级专政内容的话也是有意删掉的。当刘少奇在再版时作内容上的一些重要修改时，甚至连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也修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可为什么偏偏不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十个字恢复呢？这些是刘少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和严重的问题。

　　第六、四清时的问题。毛泽东通过一段时间地实践和考查，看到党的干部情况并不容乐观。一些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滋长了享乐主义、官僚主义。有性质恶劣的，如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受贿案；更严重的是，像高岗、铙漱石，搞小集团，搞独立王国；有的领导干部，一搞运动，就把矛头指向党外人士、指向群众，老虎屁股摸不得！搞一言堂，搞愚民政策，宣扬党是绝对正确、绝对一致、绝对权威；对缺点、错误、腐败，不许批评揭露。群众一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向革命群众实行围攻批斗，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确定在全国开展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在城市，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四清在农村，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到了运动后期，就全简称为四清运动。清的内容，开始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全国工作会议，专门研究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讨论制定后二十三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本来是总结交流四清经验，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和斗争。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社教运动的搞法。会议按原定议程开了几天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干部问题，就是要发动群众帮助我们整党。毛泽东在这次会上首次讲到：这是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办，不整党没有希望。而刘少奇却不同意毛泽东的提法，他认为：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坚定地回击道：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狡辩地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已经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企图扭转毛泽东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方向。（《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５－６页）毛泽东根本不能认同刘少奇这种否认阶级存在、否认阶级斗争和否认存在两条道路斗争的说法。毛泽东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就是来自党内的同路人！正是从这些同路人的行径中，毛泽东看到了在党内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并在这次会议上告诫全党：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原理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毛泽东在社教、四清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主张都是根本正确的，而刘少奇的观点和主张则是根本错误的。且不讲桃园经验那些极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做法，单说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刘少奇坚持以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样一些提法，来反对和否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在理论上政治上都是错误的，是右的东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既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因此，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他概括为形左实右，这样定性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第七、五十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正是他一贯所采取的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工作方法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这与刘少奇的工作方法是有根本区别的，因此才会有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对刘少奇派工作组作法的严厉批判。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派工作组就是错误的，不能不估计到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那种复杂局面，也不能认为工作组整群众、抓学生中的右派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刘少奇延续了他一九四八年土改、一九五七年反右和一九六四年四清桃园经验那些极左错误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压制了群众，而且也分裂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群众斗争之所以那么激烈，之所以长期联合不起来，除了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挑动和破坏之外，运动初期刘少奇错误地整了群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鉴于刘少奇的错误问题，我们不能认为毛泽东发动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毫无根据和毫无道理的，不能做那种简单否定的历史结论，更不能认为党在政治上给刘少奇平反了，就认为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和斗争上，刘少奇是正确的，毛泽东则是错误的。并不是象党中央在为刘少奇平反决议中所说的：这些错误一般地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的消极思想和错误思想一再地表现出来，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再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思想，又到《修养》再版时继续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一直到四清运动中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等等，都充分说明了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性的，并且都是带有根本理论性错误的问题。从毛泽东多次讲到的观点、看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真正担心的是，已经作为党的第二把手的刘少奇，一旦成为党的领袖之后，会继续推行他这一套错误思想、理论和路线的，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前途和大事，这就是毛泽东最终下决心要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毛泽东一惯十分重视党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领导人，这也是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为什么超过其他领导人的原因，也是毛泽东曾经把刘少奇选定为接班人的原因。但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一贯表现是十分不满意的，特别是对他思想理论上那些长期消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有警惕的，否则，在制定《二十三条》时的那场争论是绝对不会成为触发毛泽东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导火线。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八届十二中全会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仍然是把刘少奇当作党内问题来对待的，直到林彪、四人帮集团操纵的专案组搞出刘少奇历史上有变节叛变行为这一所谓的严重问题后，才升级为敌我矛盾。

　　正如恩格斯评价马克思一生的斗争那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３７６页）毛泽东发动批判刘少奇的斗争同样也是这样，决不是从私人恩怨、私人成见出发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解释和批判，不仅是对领袖的不尊重，而且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能允许的。
 
3、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窜党夺权问题
 
　　《决议》说：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据此说法，有人又推论出，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及其被粉碎，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彻底破产，证明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终失败，并进而推论出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性质定论应当是极左的，是与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认为毛泽东批林彪为极右是错误的，继续了左的路线和方针。好象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他们篡党夺权甚至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都是由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其罪过在于毛泽东。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历史事实的人都知道，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攻击毛泽东是封建专制，无产阶级专政是铰肉机，今天是坐上宾，明天是阶下囚、要把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人扶上台、要建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毛泽东时代是穷过渡，与今天持两个彻底否定，两个根本否定观点人的言论和作法如出一辙！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从反面为我们上了一课，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也会产生机会主义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产生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论断。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重要警告：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第４４１页）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看待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必须把他们放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从他们在时间和空间的运动发展变化过程中去看待。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从来如此的，也不是永远如此的，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分析方法去分析去揭示他们的历史轨迹，这样才能得出真正合乎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发展也应当这样。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对林彪反党集团罪恶作为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与实践进行彻底否定的证据。这些人根本不愿意揭示和宣传并评价毛泽东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所做的斗争，反而用污水、祸水来损害毛泽东的光辉形象，这是十分错误的。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成员，他们都曾经是革命的，都曾经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不能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反面，就说他们一贯是反动的。林彪不仅历史上战功显赫，自一九六零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大力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贯彻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大力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开创我军政治工作新局面上，是有功绩的，经中共中央批转的一九六零年军委扩大会议纪要的根本精神也是正确的。不能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反面甚至叛党叛国，而否定他的全部历史。林彪在党内地位的上升也是正常现象。但随着林彪在党内地位的上升，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和两面派的嘴脸进一步发展和暴露了。当他前期还没有走向与党对抗的反面去的时候，毛泽东是没有理由把他世界观方面的问题以及一些理论上政治上的错误随便端出来，并按照已经走向反面预先就打倒他，这样做是不合常理的。毛泽东对林彪世界观上阴暗的一面一直是有所警惕的，并且是十分重视的。毛泽东考察干部是长期的、反复的，是看一贯表现的。

　　第一、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信中，就已经从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林彪刻意吹捧的行为、林彪有意讲过头话等一系列表演，看到林彪怀有私心和野心的一面，对他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认为林彪的本意就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但鉴于当时党内的政治形势和反右的任务，毛泽东还不能公开地把这些看法端出来，在不得不违心地同意转发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的同时，写了这样一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信。

　　第二、毛泽东对林彪别有用心鼓吹和掀起大树特树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讲：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毛泽东从杭州会议开始，一直到九大召开，坚持反对天才论。多次表示反对林彪讲的那几个副词，直到最后把它取消。但林彪为了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根本听不进去，仍然继续那样讲。在此之后又批判了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总参写作组撰写的，原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经陈伯达修改定稿后，在陈和叶群的再三坚持下，杨成武推辞不过，才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毛泽东完全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实际上也是批判林彪的，只是当时没有点破而已。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后，毛泽东对康生、杨成武说：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不是你（指杨成武）的事。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的学习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十二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在人大礼堂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再一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动乱中的陈伯达》第１４０页）很显然，这些批评同样也是针对林彪的那些谬论的。正如毛泽东后来讲的：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已。（《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１９页）。

　　第三、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京后指出《红旗》十二期社论是毒草，又把林彪送审准备下发的文件上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统统删掉，并批示不用，退给林彪。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否定林彪报送的文件。并且他还奋笔疾书了还我长城四个大字，以表示他坚决反对搞乱军队的决心。

　　第四、关于不要批二月逆流。在筹备九大和九大会上，毛泽东明确讲不要批二月逆流了。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三月十五日，他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又讲：报告上（指九大政治报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甚至在九大会上，他还讲二月逆流报告上不要写了。但九大报告还是写上了。

　　第五、关于陈伯达脚踏两只船问题。陈伯达搞的反映林彪思想的九大政治报告稿，被毛泽东否定掉了，没有采用。陈伯达曾当着毛泽东的面，对毛泽东基本肯定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表示了不满。甚至说它是一个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为此毛泽东勃然大怒，严厉斥责陈伯达：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脚踏两只船……（《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１８４页）在批斗陶铸的问题上，毛泽东曾严厉批评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指陈伯达）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并说陈伯达这次又脚踏两只船。（《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８７页）九大会上毛泽志反复地讲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问题。

　　第六、九大之后，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斗争。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讲了六次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林彪？

　　如果谁最能吹捧毛泽东，毛泽东就信任谁，就提拔谁？毛泽东怎么会下决心把林彪集团搞掉呢？事情并不象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是突然发生的，毛泽东对林彪的两面派行为一直是有所警惕的，九大召开在党章中确定林彪为接班人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一点，随着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的逐步暴露，毛泽东就把林彪集团的问题向全党端了出来，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不是失败。

　　我们也应当这样去看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而不是其他结论。走资派、林彪四人帮集团成员资产阶级思想恶性膨胀，不但不改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反而越走越远，终于从党的同路人走到反面，从变质直至走向覆灭，完全是他们自已咎由自取。党和毛泽东一再批评、教育、挽救他们，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这恰恰证实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证明了毛泽东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证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依然存在，有时还是很激烈的论断，证明了毛泽东所说的：犯了路线错误的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
 
4、文革三七开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错误问题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总的看法：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指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而在制定《决议》时有这么一种说法：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的结论，从而使评价文革变成了革文革的命了。

　　第一、不能把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归结为踢开党委闹革命，向走资派夺权，也不能把毛泽东文革的实践与方针归结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第二、绝不可以不加区别地把毛泽东的领导责任与走资派、林彪四人帮等利用派性斗争、挑动内战、打倒一切、趁机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混同起来；不能把他们的罪恶活动说成是毛泽东领导和发动文革造成的恶果。

　　第三、揭露和批判走资派、林彪四人帮给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造成破坏和损失，达到教育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目的，而绝不能把这种批判当成为批判毛泽东及其文革理论与实践的炮弹，当作否定文革的依据。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能还要长期争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