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智库：军事生物学领域：中美激烈竞争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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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政治进程的趋势表明，先进的大国、首先是中美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中美贸易战追求的目标不仅是发展本国经济、扩大销售市场，更要巩固和维持世界大国地位。经济实力是武装力量发展的基石，任何一方也不想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在美国的战略文件、如《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领导人发言中，华盛顿对中国影响力的迅速增长忧心重重。

　　2019年6月20日，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负责人、国防部长前东亚事务助理阿夫拉姆·达尼亚给中美经济研究与安全委员会下达了指示。他在发言中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及盟国对中国试图谋求地区统治权和全球影响力、军事实力明显增强深表担忧。关键问题是华盛顿的资源基础不允许将其过多地投入到保持对华军事优势的武装力量发展中。鉴此，他强调，对关键军事技术的投资意义重大，有必要在美国利益并非十分重要的世界其他地区保持克制。突破技术时代即将来临，国家领导人和工业集团团结一心。2019年6月27日，在DefenseOne Tech第四届年度峰会上，代表政府、军方的主要投资人、工业和科技界的人士济济一堂，共商可能影响对外政策战略、战术的新技术。

　　合成生物学分组讨论期间，探讨了纳米技术和人体基因构成发生改变时可能出现的超级战士制造技术。因此，昨天还是天方夜谭，不久的将来就有可能变成现实。例如，不久前学者们使用的CRISPR技术，可以对基因进行编辑。如果DNA是生命密码，CRISPR就是能够精准改变微生物、植物、动物、甚至人类DNA的工具。毫无疑问让我们向超级战士的制造又迈进了一大步。

　　军队研究试验室基础研究项目负责人德米特拉×斯特拉基斯-卡鲁姆指出，美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资助了近十个项目，美国、中国军方正向这一领域注入巨资。据她评估，一旦战争打响，合成生物学研究领域取得的进步将左右事态的发展。

　　会议组织者帕特里克×塔克尔指出，研究海洋环境中的细菌十分重要，可用于发现敌方的潜艇。此外，他对中国公司控制了美国43%的生物技术深表忧虑。

　　贾斯汀·桑切斯，“巴特尔”生命科学技术研究员，对塔克尔的发言进行了补充：华盛顿不仅应该阻止人才的外流，更应该显著加大对生物技术发展的投资。生物体是大自然的传感器，比经常产生误操作的人造工具紧凑、精密得多。桑切斯指出，甚至可以让能够对环境污染（例如化学武器）产生反应的生物工程植物环绕在军事基地四周，这样一来，进入危险区之前，士兵就可以发现。未来使用感应技术，可以制造实时发现生物、生态威胁的显示设备。2019年4月，科技部国家安全司向这一技术拨款150万美元。

　　有趣的是，“巴特尔”公司正在制造驱虫物质。类似技术的必要性体现在，世界热点频现、恐怖主义横行，美军要在蚊虫肆虐的地域部署，而目前的迷彩服无法完全确保安全。上述因素与非洲贮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黄金、钻石、锰、铀、石油、石墨、天然气）相联系，表明华盛顿企图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显然，白宫当局把经济利益凌驾于非洲居民的生命价值之上。研究类似技术的目的本应是帮助当地居民医治危险的传染病，不应由五角大楼，而应由联合国相应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研究。

　　会议接近尾声时，美国海军试验室生物研究员萨拉·格莱温指出，某些生物体对放射的防护特性可用于研究对海军、国防部下属其他分队提供防护的新技术。

　　美国技术突飞猛进，主要大国间对抗加剧，导致希望掌握高技术的主体数量显著增加。2019年4月，《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收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来信后，美国大学重新评估与外国学者的合作》。2018年8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所长柯林斯要求各教育机构提高警惕，防止不友好外国政府窃取技术、创意的企图。柯林斯要求对他们研究所资助科技工作者的活动进行审计。大学3500名学者中，大约有500名的职业活动要接受上述审计。审计开始几个月后，贝罗尔医学院收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来函，要求公开4名违反机构规定学者与外国的所有联系。贝罗尔医学院调查了3名教师，他们每个人在中国的大学里都有任职。三人中的两人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奖励基金，没有按照规定上报，没有通过必要的利益冲突调查审查。

　　贝罗尔医学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长兼系主任库斯帕强调，他的学院正在考虑是否值得延长合作协议，因为下列事实愈发令人担忧：中国正试图不公正、系统性地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先进技术。

　　为了应对上述威胁，7月5日《科学》杂志报道，主要生物医学研究机构雇佣的中美学者因违反规定泄露信息、违反保密规定、甚至直接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遭到解雇。美国的科技是其世界竞争力和优势的基石，而安全和捍卫生命攸关的国家制度具有优先性。鉴此，马萨诸塞技术学院宣布对任何与中俄有关项目“提高风险”进行重新评估的三阶段程序。

　　最终技术之争可能导致我们恶意使用危险工具，不仅干预个别人，而且有可能干预整个民族的生活。《技术回顾》认为，六年前发明的CRISPR改变基因技术可能对人类的健康产生致命性影响，引发癌症。尽管根据官方数据，研究具有防御性，但下一步仍有可能对我们构成极大的威胁。伦敦皇家学院生物安全高级研究员菲利普·伦措斯指出：“合成生物学的问题在于，其经费大量来自军方”。专家们认为，战斗行动中，当发起者使用新型进攻装备时，具有战争全新性质突然性的作用将显著增强。[i]

　　这其中就包括众所周知的生物武器，国民可能对此毫无察觉。问题在于，我们可能认为，某种传染病的传播是自然过程，因此，居民通常对此毫不在意。危险在于，随着国家间矛盾的激化，通常双方开始采取经济施压政策，以进一步影响对手的军事技术发展。举个简单的例子。2018年8月，中国成千上万头猪死于非洲猪瘟。科研工作者目前正在试验疫苗，并继续寻找选择性弱化疫苗。纳塔琳娜·济姆梅尔在《科学家》撰文，对美国和欧洲而言，研制疫苗并不像中国大陆那样具有优先性。尽管非洲猪瘟之前在美国从未被发现，2018年研究机构还是积极开展工作与美国农业部合作生产疫苗。这方面重要的是指出病毒的特性，可能在适应的过程中发生突发；结果制造防护性疫苗将难上加难。纳塔琳娜认为，如果使用弱化疫苗，接种疫苗的动物可能流血并沾染其他动物。西班牙国家农业和食品技术研究所病毒学家声称，需要进行试验，研究接种动物经过几代自体繁殖后，弱化疫苗是否会变异回病毒形式。这样一来，我们看到，任何情况下畜牧业的损失不可避免。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禁止猪肉出口之前，中国是这一商品生产的世界领导者。

　　美国科技潜力在生物安全领域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内部问题导致中国对贸易伙伴科学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

　　显然，生物学是相对无害的研究领域，目的是了解生命，而非终结生命。根据预测，在未来的冲突和混合战争中，生物科学将发挥巨大作用，而循序渐进的方法、合成、操纵基因材料已经在许多研究机构的工作中占据了十分显眼的位置。

　　由于生物学成绩斐然，我们无法回避这一话题。国际社会应该集中精力关注安全和对生物研究的管控。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有悖国际规范、规定框架的试验？

　　防止对生物学的蓄意、居心叵测使用——这是国际社会和国家法律机关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存在政治意志的条件下这有可能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拥有可以依靠的框架、构想和经验，包括1972年禁止细菌和有毒武器的日内瓦公约。为了达成上述意图，第一步应该是成立上述公约的核查机构。

　　参考文献：维诺格拉多夫，《大规模战争中实施战役方式、性质的发展趋势》，《军事思想》2013年第10期，第27页